不是松阳人，却是真正的“松阳人”

——访北京松阳商会顾问严凤水

　　严凤水，1933年5月出生于浙江省淳安县千岛湖。1953年7月第一次志愿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4年5月转业到淳安县公安局；1955年第二次应召入伍，1958年7月转业至浙江省公安厅政治部；1959年12月第三次入伍，1980年1月转业至浙江省遂昌县委机关。后调入浙江省人民政府驻京办事处，1994年5月退休。退休后他热心松阳在京同乡的联谊工作，为北京松阳同乡会及北京松阳商会的建立和发展出谋划策，曾担任第一届至第六届北京松阳同乡会会长、北京松阳商会党支部书记、商会顾问。

　　记得第一次见严伯是在京浙宾馆，那时我们正在筹建松阳在京学子论坛。每次安排开会的工作一直是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在忙碌地组织，每次他总是最早来，最晚走。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严伯”。

　　(下文中“严”代表严凤水，“曹”代表采访者曹芳。)

　　曹：严伯，我了解到您来自千岛湖，那是如何与松阳结缘的呢？

　　严：对，我老家在淳安千岛湖，1953年我从浙江省立严州师范毕业后就参加了人民解放军，那是抗美援朝最后一批志愿兵。我先后三次入伍，在部队服役到1980年，后转业到遂昌县委工作。1982年遂昌分县后，我被分配到松阳县委报道组从事新闻工作。从这以后，我在松阳工作了四年多，四年虽然不长，但是对松阳的感情却一日日地积攒起来。

　　在松阳从事新闻工作期间，我还担任《浙江日报》、《丽水日报》的特约记者，后又从事经济研究工作。正是因为工作原因，我跑遍了全县所有的乡镇和百分之八十的村庄，在采访和调研经济社会及文化风俗的过程中接触采访了很多松阳人，他们热情好客，很纯朴也很真诚，很快地拉近了我和松阳的距离。多年下来，我真切地把松阳当成第二故乡，把松阳人当成自己的亲人。很多小事的记忆虽然已经慢慢模糊了，但是我的脑海里一直有个深刻的印象——松阳人对我太好了！

　　1986年我调入北京市人事局，离开松阳，很舍不得，到北京后也经常记起松阳的乡土和群众，时常想着如何报答松阳的百姓，如何为松阳多做一些自己能力范围内的事。

　　后来我调入了浙江省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负责人事工作。我想机会来了，因为这个时候在我的工作范围内又出现了与“松阳”有关的内容，这确实让我很激动很兴奋，我和松阳真是很有缘分，对松阳的感恩之情驱使我为松阳做更多的事情，为松阳乡亲服务。

　　曹：严伯，您是北京松阳同乡联谊会的创始人之一，当初创建联谊会的初衷是什么？在组建过程中是不是遇到很多困难？

　　严：1989年以前，在北京工作学习的松阳人之间联系少，互相之间的帮助很有限。1989年1月，中国烟草专卖局局长潘必兴、解放军总医院将军程东源、北京高校教授黄宗洲、吴增芳、张宣铭、蔡昇，和我一起组建了北京松阳同乡会。当时由我牵头，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到松阳乡友的单位、家里了解情况。后来根据统计，知道松阳在京工作、经商、打工的老乡有上千人。组建这个团体，我采取像滚雪球一样的方式，雪球终于越滚越大，老乡间的联系也越来越频繁。

　　同乡会是群众自愿性民间组织，发起工作比较困难，也很琐碎。一是人员不熟悉，二是北京地方大，有时一天只能联络到两三个人。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从同乡会建立到现在，统计到的在北京工作、创业、学习的松阳籍会员已经达到2300多人。同乡之间的联系增强了，信息流通更加顺畅，相互之间更团结，情谊也加强了。

　　由于乡友的信任，他们推选我做了第一届到第六届的同乡会会长，我有幸见证了组织的成长。

　　同乡会成立后帮县里做过很多事，除了招商引资、协助接待县局领导来京办事外，我们也为家乡的公益事业出了力。比如帮助斋坛小学就是其一，我们筹集资金支持学校修建操场，发动老乡参与图书馆捐书活动。还有在2006年，我和阙汉林、叶伟严等人发起倡议，向300多位松阳籍在京人士筹集资金6万多元挽救了一位叫李强的男孩的生命。那个时候他才15岁，被高压电触伤，全身被烧坏，情况很危急，我们组织捐助获得的钱对他来说是不小的帮助。又如一位在京经商的古市老乡，钱、货都被人偷了，又得了重病，我和商会领导发动乡友捐助两万五千多元，解决了他的困难，这样的雪中送炭让他特别感动。

　　曹：除此之外，我还知道您也尽自己的力量帮助一些有困难的人，能具体地讲讲事例吗？

　　严：这方面的事都很零散，能详细讲述的很少，就是有困难的老乡来找我，我都会尽力去帮忙。

　　一开始比较突出的问题是有关飞机票、火车票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飞机票、火车票很难买，我就帮助松阳老乡购买往返的火车票，在前五年内每年大概有100多张！现在买火车票很方便，但在那个时候这个忙就不算小了。特别是买卧铺票更困难，有时我只好自己带一个小板凳去车站排队等一宿。北京冬天晚上很冷，都到零下十多度，但为老乡解难，我还是冒着严寒去帮他们买票。北京车站民警开始误会我是票贩子，后来了解情况，他们也赞扬我，还叫票房卖票的给我留好两三张卧铺票。有的时候买不到票，我也想办法把乡友送上车，在车上补票。解决飞机票、火车票都是义务劳动，不计报酬的。

　　其他的事嘛，主要是他们来到北京人生地不熟的，我能帮的就帮，几乎没有拒绝过一位老乡。尤其是来京求医看病的，我可能做得更周全一些。比如1992年，上方拖拉机厂的一位职工儿子重伤来北京，我去火车站接送，把他安排在积水潭医院，找好医生，一直到看好病回去，我都陪着。

　　还有不少在京乡友发生纠纷等，我都会去协调。有时候我只是组织者，提供一个互相帮助、调解的平台，但也受到他们的欢迎与信任。

　　曹：严伯，在北京松阳商会成立中您也做了很多事，您还做了两年的商会党支部书记，具体的活动有哪些？

　　严：同乡会成立后，和松阳在京经商的乡友接触多了后，我发现他们生意兴隆，但互相之间来往少，经营信息交流少，我就想建立一个平台，为他们互相来往提供机会。过去有句古话，“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这是一种在异乡见到老乡的亲切感，现在可以说“老乡见老乡，有难互相帮”。

　　其实商会组建过程中也出现过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北京松阳商会的组建，开始是由部分热心的同志发起的，有张伟平、陈尖武、叶伟严、曾建兴、祝林法等，后来包远辰、阙进辉、全球胜、叶绍青、周利松等同志加入进来。

　　当时遇到的难题有三个：一是没有组建经费；二是谁来当会长，因为当会长要有无私奉献的精神；三是谁来牵头。

　　发起的同志们都希望我来操办这件事，我接受了他们的委托，用了二个月的时间跑市场，联络几百名经商者，物色和协商，成立筹备小组。根据多数人的推荐，包远辰同志成为筹备小组组长，他工作十分积极认真，带头资助资金。

　　2004年5月8日，松阳县总商会批准设立北京松阳商会，6月28日召开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选出了商会领导班子。

　　商会成立后，我又思考，把商会里的共产党员组织起来，因为这些党员原来常年没有地方过组织生活，建立了组织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还可以在商会中发挥表率作用，利于增进感情，信息共享。

　　经过报告请示，县里批准设立“中共松阳县总商会北京商会支部委员会”，我被选为党支部书记，一直做到2006年。

　　我对党员的教育管理是很认真的，除了组织党员集体生活，我还积极发展新党员，到2007年5月，党支部共发展了五名新党员。为了把好新党员的质量关，我还亲自到申请入党积极分子的人员所在的村走访调查，征求村组织的意见。

　　此外，党支部还热心于家乡建设，访贫问苦，为家乡公益事业做了不少事，如帮助过一位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当时她是大东坝村的一名初中学生，由爷爷奶奶带大，家境困难，甚至连解决温饱都有困难，我就发动12名党员筹集了3000多元钱，解决孩子三年的学杂费和部分生活费。我把钱亲自送到学校交给校长，还给她本人买了两套衣服，并鼓励她认真学习，小孩十分高兴。

　　在京工作的老乡，我除组织聚会外，还会不定期访问他们，有的生了病，就去医院看望。帮助他们解决在老家的一些难题。所以我的电话多，平时挺忙，人家都说我是退休未退岗的人。

　　后记：访谈中，严伯常说的就是：“对松阳人的好，是一种回馈松阳乡亲的方式。”感恩之心驱使着这位76岁的老人还热衷于他的事业，张罗着同乡会、商会、学子论坛，帮助着那些或许都不曾谋面的松阳人。

　　 望着眼前和蔼的严伯，内心充满了敬佩和感谢，正是他，组织在京工作、学习、经商的松阳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正是他，关心着第二故乡的建设，为松阳的经济文化建设，牵线搭桥，并以自己是其中的一员而自豪。

　　 严伯总是说，是那些德高望重的松阳人把在外的家乡人召集到一起，才让团体有了活力，而我们想对严伯说的是：“我们的团体因为您的辛劳而有了组织基础，您的恩情我们也深深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