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民国三十几年。西屏桥亭街还处在晨曦的微光中。

　　年近四十的詹师母“吱咯”一声打开石库门。随之，一头肥硕滚圆足足有四五百斤的猪拖着肥厚的肚子，迈着笨拙的步子，先于她走出。

　　它是詹师母家的猪，是她的伴。虽然跟其它猪一样在街上拉屎拉尿，但它被拾掇的很干净。她的丈夫东之先生常年住在学校，年三十回家住上一宿后又要赶回学校。詹师母的猪晚上就睡在她的床下。住在她家对面的街坊陈洪德好几次看见詹师母拿清明粿塞到猪的嘴巴中。

　　“东之先生和詹师母人都很好的”。邻居陈洪德说。年少的陈洪德看着詹师母踮着小脚，一颠一颠地往中学方向走去。东之先生是学校的图画老师，兼做绿化美化校园的杂事，他养了几只鸡，只要学生们吃完饭，就将鸡放出来去吃学生们掉在地上的米粒。

　　东之先生已经把自己的衣服和与他同住的学生的衣物都洗干净了，看见她来，闲聊了几句，就轻轻叮嘱她回去。叶木火叫了声“师母”，在他眼里，师母是漂亮的。

　　1932年出生的叶木火，是古市镇山下阳村人，他是个孤儿，由父亲的不能生育的大房将其视为己出一手带大。东之先生获知他的家庭情况后，就让叶木火与他同睡。叶木火身上穿的毛衣是詹先生织的，暮春的时候，詹先生又会将他身上的毛衣给拆了用开水烫洗，“东之先生的手最巧，不仅会作画，还会洗衣服、织毛衣、绣花，而且他一下笔就是花。”叶木火描述的东之先生让我觉得非常怪，好些问题想问又强忍着没问出口。

　　直到东之先生的邻居陈洪德在闲聊中告诉我，算命先生说他是“和尚命”。在那一刻，我才有些明白了他的怪。

　　《松阳县教育志》有载：詹开钱，字东之。民国7年(1918)毓秀高等小学毕业，任小学教员，为生计迫，一度弃教习商。后入上海中华艺术大学学习绘画，民国16年7月毕业，回县立初中任教职，擅长国画，特别是山水花鸟画。

　　他1902年出生，1974年去世，没有孩子，47年如一日，坚持教书育人，以校为家，爱生如子。去世那天，仍在学校。

　　二

　　西屏的桥亭街因桥亭得名，为横街之延伸。西起五福社，往东经桥亭社直至周家祠堂，该街道为商店、民宅混杂区域。

　　董寿春在人民大街上开了一间百货店，兼织袜和染布，他家的字号“益昌百货”是詹廉泉所题，这是大家都非常羡慕的。

　　上世纪四十年代，詹廉泉长袍短褂，戴一顶帽子，褂子上系一只怀表，可以不时从怀里掏出来看时间，这个书法家每天“拽拽地”出入桥亭街。当他走动时，各家商铺的老板都是对他恭恭敬敬，当时布店、百货店等一些柜台都有伙计站店，这些伙计每天晚上都要搓纸媒，水烟筒也要洗干净泡好。第二天天不亮，伙计将店门打开后就要站在柜台后面，从早站到晚，当客人来了，如果是普通客人，伙计就会递上旱烟筒，如果是詹廉泉来了，则奉上水烟筒、烟丝和纸媒，詹廉泉去哪家店坐就是哪家店的荣幸。

　　他一拂长袍，一屁股落在靠背椅上，接过伙计递过来的水烟筒，划开一根火柴在纸媒上点着，纸媒上的火点上烟之后并不将火吹掉，而是任火忽忽地烧。一旁的伙计总是心疼地看着。

　　詹廉泉，祠堂名承土，小名小土，官名詹渭。处州师范毕业后又从浙江大学县视学暑期讲习所毕业，当过教职员、县视学、国民党松阳县党部筹备主任委员等职，《詹氏族谱》称其“工书法，近有片纸只字出，世人珍若拱璧”。

　　有一年年关将近，詹廉泉与一船松阳晒红烟从南门码头一路南下，到达广州码头，当地商人见到他，故意将价格压得极低。詹廉泉又不愿贱卖自己的烟叶。恰好遇到城里一个富商正在重金买字，一个个知名的书法家的字他都没有看上眼。詹廉泉在边上看了一会，看的心里直痒，于是打算上前试试。

　　当四个有棱有骨的字从詹廉泉的毫端脱笔而出时，富商很是惊喜：“听先生口音，似不是当地人，敢问先生在贵地何干？”

　　得知面前这个处州府松阳县的詹先生是因为受人刁难烟叶至今没有脱手，富商呈上礼金后又当下承诺：你有多少烟叶，我就要多少烟叶！

　　詹廉泉靠着一手书法，打通了一条烟叶的销售渠道。他娶了城南邑庠生潘益的女儿，益震、益丰、益坤、益南四个儿子在习文圩相继出世。随着生意的兴隆，他又购买了大量的田产及位于桥亭街的房产，正式成为桥亭街的居民。

　　詹廉泉的祖上本在桥亭街，并一直在明朝为官，当满人主政时，第11世祖显玺公就搬至乡下东坑居住，举家业农，留下后人不得清朝为官的祖训，他的爷爷因生活困苦才搬至此处居住，不料1858年，遇到兵燹，他的父亲带着家人躲避，随身携带的粮食吃完去寻找食物时，被太平军抓走，并在军中呆了三年才逃回了松阳。他的父亲虽然支持儿子读书，却不愿他考取功名。

　　但詹廉泉的岳父并不这么想，他的岳父是有功名之人，在他眼里，只有考取功名才能得到社会的广泛承认。几个月后，詹廉泉与好友一起参加童试，名冠第一，同时，他也收到父亲去世的噩耗。

　　在清代有不得为仕的祖训，在民国时期，政局又是如此动荡，他也不知道该如何选择站位，他每天板着一张脸，戴着一副谁也看不透的面具，穿行在桥亭街，专心经营自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四个儿子相继长大，都到了成家的年龄，长子在外地工作娶了个外地的媳妇。詹廉泉在桥亭街酱油厂对面有一幢老屋，白天他将老屋卖给了蔡家，晚上躺在床上想想屋子卖便宜了，于是连夜赶到蔡家说屋子卖便宜了，得要个搭头，让他家的女儿给他做媳妇。蔡家想想他家世不错就答应了。蔡家的女儿就这样许给了二儿子益丰。“卖屋得媳妇”顿时成为坊间的故事。

　　1942年，日本人撤离松阳后，詹廉泉就在桥亭街的西首筹建房子，作为唯一在松阳且文化程度最低的一个媳妇，蔡氏每天坐在灶间，一日四餐地给盖房子的师傅们烧饭、烧点心。他的丈夫考取了黄埔军校当了一名国民党军官，俩人已经育有三子二女。随着日本人投降，詹益丰渐渐有了厌战情绪，苦于领导一直不同意他回家。1947年，孟良崮战争爆发之前，詹益丰恰巧身体不适转去就医，病好后他就直接逃回到松阳，开了牙科诊所，并生育了第四个儿子詹芳成。后来得到消息，张灵甫所带领的三万两千国民党兵全军覆没。

　　1949年，詹廉泉去北京寻找并投奔长子詹益震，长子自解放战争后就失去了联系，他在北京街头盲目地转着，见有人在写大字报，一时又技痒，忍不住写了几个大字，结果引来边上围观的人对他好奇地追问。由于寻子未果，他又来到广州码头，或许是欲往香港，或许是重温几十年前的脚迹。不料，边关的人发现他身上带了那么多金条，问他是哪里人。詹廉泉不敢说。据说，他就在广州的监狱中去世。

　　詹廉泉留下来的墨宝并不多，松阳一中的“风波亭”三个字是他所写。现在，风波已停，故人已渺。他的儿子中只有詹益丰一家留在松阳，詹益丰逃回松阳后生下的儿子詹芳成继承父业，在县城太平坊路开了牙科诊所，芳成的两个儿子也相继成为牙科医生。

　　三

　　桥亭街的历史不太容易追溯，但桥亭詹氏的历史还是比较明朗的。

　　南宋时，丽水詹村八角井自然村詹彩的七个儿子纷纷离开故土来到松阳，其中詹千五在县城贩盐，当地望族叶氏见其“芳年俊伟”，以女嫁之，詹千五遂成了桥亭街的始迁祖。

　　1411年，詹氏第五世詹景威中辛卯科乡举第29名，半个世纪后，他的其中两个儿子詹雨和詹宝相继成为进士，朝庭恩荣，于1496年在下马街头建进士牌坊，一面刻有“兄弟进士”，一面刻有“父子贤科”。

　　詹雨由于早年丧父，家境贫寒，一边刻苦学习之外，一边还要抚育年幼的弟弟詹宝。詹雨从兵部主事作为仕途的起点，继而任江西建昌太守、韶州太守、广东左参政，虽政声很好，却始终与朝庭，尤其与太监汪直“水土不服”，不久詹雨辞官回乡，修礼讲学。詹宝考上进士后，从新昌县令起步，因才能出众，朝廷欲将其召入京城为官，不料他也辞官归乡，接受詹氏族人委托首编《桥亭詹氏宗谱》。

　　我无数次经过桥亭街，常常想以过去的眼光审视这条街，但过去的样子都停留在那些故人的脑海里，停留在老人的记忆里。现在的桥亭街已经被要津路给肢解了一截，东之先生家门前的桥亭街坑被填埋，一头连着桥亭街的蔡祠路消失了，詹大厅曾是一片空坛的名称，现在都建起了民房。

　　几个妇人坐在一幢酱色门板的房子前。她们嫁到桥亭街才三四十年，所以他们不知道兄弟进士，不知道东之先生和詹廉泉。她们指指身后的房子告诉我，这里曾经是酱坊，边上那幢新的建筑是解放后盖的酱油厂，酱坊主人的儿子住在巷子里。

　　按照她们的指引，我找到了酱坊主人叶世增的长子叶樟达，他躺在中堂的躺椅上，房间里开着电视。他说他的父亲从处州师范毕业后教了几年书，不知为何弃文从商，开了这间酱坊，主营酿酱油，兼营酿酒。1956年公私合营后酱坊并入古市酒厂，酱坊及对面的房子都作为资产入股了，他就到了古市酒厂工作，从化验室、技术科、生产科工作，再到担任副厂长、厂长职务，然后退入二线、正式退休。思路清晰、说话洪亮、语速较快的叶樟达使我吃惊他是个84岁的老人。

　　“那个酱坊有什么字号吗？”“万元酱坊！”这个一辈子都从事酿造工作的老人不假思索地告诉我。

　　桥亭街只是半商业区，民国期间，稀稀落落开着几家豆腐店、一家中药店和一家西药店。从上世纪以来，也有过打铁店、洋面店还有主营点痣、算命还兼做水果刨子的。

　　和叶樟达年纪相仿的詹承法当年也是桥亭街的一个穷小子，东之先生见他读完小学后呆在家里，就推荐他到松阳一中读书。詹承法连续三年享受学校甲等的助学金，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衢州师范读书，在师范读了一个学期，就报名参加了抗美援朝，从此成为一个军人，1956年，他提拔为干部，然后花了两个月工资买了一台相机。回乡探亲时，他与同学一起去看望恩师东之先生，并用自己的相机留下两张合影。

　　在詹承法保存完好的旧相册里，我看到了东之先生：瘦高个，笑容可掬，头发斑白而眉毛浓黑，穿着中山装，一侧口袋里插着钢笔。我看到的，真的是一个慈祥的先生。

作者：黄春爱 来源：松阳新闻网 编辑：肖土根 吴胜 时间：2019年4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