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阳南宋理学(下)

　　三、四明学派

　　“慈湖先生”杨简是象山学派的重要传人，他发展陆学心学思想，形成四明学派。认为“心”是最高的范畴，万事万物都起源于这个无思无为、寂然不动的“心”。他在《慈湖遗书》卷二·著庭论中说：“心何思何虑，虚明无体，广大无际，天地范围于其中，四时运行于其中，风霆雨露雪散于其中，万物发育于其中，辞生于其中，事生于其中”。

　　四明学派的松阳代表主要是高宗商、项复、程沐、刘炎。其中，高宗商是杨简的同门师友，项复是杨简的直传弟子，程沐与刘炎是杨简的再传弟子。

　　高宗商，字应朝，乾道壬辰(1172)黄定榜进士，邕川(今广西南宁)教授。他与“甬上淳熙四先生”杨简、袁燮、舒璘、沈焕同为象山先生陆九渊的门人，朱熹曾称赞高宗商“发明深切，远方学者，得所未悉，必有感动而兴起者。”又在给詹体仁的书信《与詹元善书》写道：“高教授所留意学校甚善，渠从子静(陆九渊)学，有意为己，必能开导其后。”

　　项复，字吉甫，师从杨简。旧志载，一日，杨简问：“学而时习之，作如何说？”项复仓促之间，不能对答，于是说：“不谈，口生荆棘。”杨简抚几惊叹道：“正是此说！”项复心生惭愧，以此为警悟，学业日益长进。项复虽然没有获得科考功名，但是大器晚成，晚年得到朝廷荐用，授职校书郎。他隐居不仕，自号“耕乐”，斋号“莫能名庵”。“莫能名庵”的命名，可以通过袁甫的《莫能名庵记》洞察项复的心学人学思想。《莫能名庵记》全文如下：

　　余友项吉甫，以“莫能名”名其庵。余曰：“子奚所居？”曰：“吾朝夕惟庵之居。”余曰：“子莫得而名其庵，又奚得而居其庵？”曰：“吾以莫能名名之，则亦以莫能名居之。”余曰：“天地尚可得而名，子岂大于天地耶？子诚大于天地，曷为囿于天地之内耶？”曰：“吾与世人周游于宇宙之间，饥而食、渴而饮、昼而作、夜而息，吾无适而不自得，天地又安得而囿我？”余曰：“子之筑斯庵也，天地固不能囿子矣。其毋乃囿于莫能名之中耶？”吉甫未知所对。余曰：“子不知也，余亦不知也，未尝囿于莫能名之中也，亦未尝超于莫能名之外也。子以为奚如？”吉甫曰：“本无可超，亦无可囿。”余嘉其言之契余心也，遂书以授吉甫。

　　“本无可超，亦无可囿”一语括之，这正是四明学派的“本心”之论，确与“人心自明，人心自灵”(杨简《慈湖遗书》卷二·绝四记)无异，无疑能与主张“万物与我心契”的好友袁甫击掌会意。

　　在松阳，袁甫除了有一个知心好友，还有一个得意门生——程沐。程沐，字自芳，以父“松阳开国男”程榆荫任补官铅山尉，历籍田太社令、将作监太府寺丞、浙东提举吏部郎官。他的学派传承为杨简—袁甫—程沐(参见袁甫《程自芳字说》)。袁甫对他这个门人甚为满意，言“余每与沐讲论经义，归必告乃翁(程榆)。”(参见袁甫《蒙斋集·卷十八》《提刑秘阁程公墓志铭》)

　　刘炎是杨简的另一位再传弟子，他的学派传承为杨简—真德秀—刘炎。刘炎，字子宣，师从真德秀(1178～1235)。因庆元党籍(从庆元元年始，部分儒士被打入“伪学逆党籍”)，隐居不仕。著有《刘子迩言》十二卷。明嘉靖八年(1529)，王守仁之友方豪将抄本推荐给光泽荣端王朱宠瀼，认为“是书精思至论，最有益于学者。”(朱宠瀼《刘子迩言序》)朱宠瀼亦认为“其言皆穷理尽性，成己成物，乐天知命，居常应变，间涉治平修攘之要，实内圣外王之学。”于是即付刊印，使得该书流传于世。可见，刘炎作为四明学派的再传弟子，也是陆九渊“心学”到王守仁“阳明心学”较为重要的起承人之一。至清乾隆间，该书编入《四库全书》子部一·儒家类。

　　《刘子迩言》成书于嘉泰甲子(1204)，条分成性、存心、立志、践行、天道、人道、君臣、治道、今昔、经籍、习俗、志见十二卷，书中阐述“天命以人不物之”、人之性即“天地之性”，较之与《慈湖遗书·已易》中阐述的“天地，我之天地。变化，我之变化。非他物也。”足见师承。同样，也主张“履践”躬行为务。刘炎强调“君子保天地之性之谓仁，成天地之仁莫若学。”是故，真德秀在《刘子迩言》后序中称赞其“有功于学”。

　　四、永嘉学派

　　永嘉学派是南宋时期在浙东永嘉(今温州一带)形成的学派，以郑伯熊、薛季宣、陈傅良等为代表，叶适(1150～1223，南宋思想家、文学家、政论家)则集之大成。主张“经世致用，义利并举”“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物之所在，道则在焉”，反对空谈义理。永嘉学派的松阳代表主要是薛南。宋濂(1310 ～1381年，初名寿，字景濂，号潜溪，别号龙门子、玄真遁叟等，汉族。元末明初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思想家)《薛府君墓志铭》称：

　　薛，为永嘉巨族。宋南渡后，有大儒生其间。学术论议，与闽潭抗衡，人以东瓯学名之。松阳之薛，实与同宗。其讳尧章者，自永嘉来知处州，遂家松阳。松阳，处属邑也。尧章之玄孙某军节度掌书记南，通春秋学，独信遗经而不惑于传注，尝著《微意发端》一篇，谓“春秋正名之书，诸儒以一字为褒贬者皆非也。”论者韪之。

　　墓志铭中“松阳之薛，实与同宗”之说即指薛南与薛季宣的宗属渊源。《春秋发微》书稿已轶，仅有自序遗篇。自序云“据经而备论之，以证元凯之误，以解知几之惑，使后之学者，不至弃经而任传，此其志也。”谓“春秋正名之书”，究圣经之终始，探其微意，或亦与薛季宣《春秋经解》《春秋指要》濡染。至少，“独信遗经而不惑于传注”，反对空谈命理，是薛南与薛季宣共同的理学思想。

　　五、永康学派

　　永康学派是以南宋婺州永康“龙川先生”陈亮所创的学派。较与闽学派相对立，力图“开物成务”，使儒家学说切于实用。永康学派的松阳代表主要是包仁。

　　包仁，字茂德，包拯第五世孙，宋绍熙癸丑(1193)陈亮榜进士，松阳包氏始迁祖。包仁任大理寺评事致仕，自婺州迁居松阳。历代县志未载包仁，然载有包仁次子包绍“开禧乙丑(1205)毛自知榜”进士。今在横樟村包氏宗祠有匾额数块。其中一匾，长四尺八分，宽二尺，黑底金字。减地阳刻“翰墨流芳”四字，行书，字径一尺许。款字“赐进士及第任礼部尚书陈亮为赐进士包仁立，绍熙伍年(1194)仲春月吉旦”二十八字，楷书，字径一寸。

　　史载，绍熙四年状元及第后，陈亮授职签书建康军判官厅公事，次年三月即逝世，终身未任礼部尚书之职。故此匾真实性尚待考证。若属实，亦在包仁未致仕徙居松阳之前。一如状元沈晦为羡田园而迁入，不同潘氏为慕理学而外迁。

　　六、“平甫之学”

　　前述理学五学派，若以处州松阳论方位，则闽学派在南，金华学派、永康学派在北，永嘉学派在东，四明学派则发展于江西之象山学派。而处州一带在诸多学派包围之中，未有理学学派形成。近年亦有观点称(参见《处州史话》《名公巨儒当世俊士——南宋处州庆元置县功臣胡纮》)，以何澹、叶翥、胡纮为代表谓之曰“处州学派”，又言处州学派本质上属苏蜀学派。观点虽有新意，但并未被学界广泛认可。就南宋这一时期松阳儒林而言，醇儒项安世之学自成一体，尤值浓墨重笔，姑且称之为“平甫之学”。

　　项安世(1152～1208)，字平甫，淳熙乙未(1175)詹骙榜进士，著有《周易玩辞》《项氏家说》《平庵悔稿》等遗世，逝后入祀乡贤。项安世在《宋元学案》中标识为“晦翁学侣”。《宋元学案》编著者冯云濠案：“谢山(全祖望)《奉临川贴子》云：项平甫来往于朱、陆之间，然未尝偏有所师。又案：谢山《学案》原底于《岳麓诸儒序录》有“项平甫”三字，后定刊本抹之。”显而易见，项安世，既非闽学派门人，又非象山学派弟子，更非岳麓诸儒。

　　浙东南宋淳熙年间连续受灾，绍兴府尤烈。淳熙八年(1181)秋，朱熹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专事赈灾。正值项安世任绍兴府山阴县教授。此时朱熹已经吕祖谦引荐和项安世相识( 《吕祖谦年谱》“时吕成公解太夫人服，来越省伯舅曾公，爱其才，荐之文公。文公遂器许之，由是登朱张氏之门。”)，于是顺道相与讲明义理之学。次年即淳熙九年，朱熹南来，才结识了王光祖、王道深、叶宸等人。

　　项安世结识吕祖谦的时间则更早。乾道九年(1173)，随父居荆南(今荆州一带)的项安世被时任荆南知府的吕祖谦母舅曾逮所欣赏。曾逮称赞项安世“年虽少而志操坚正”，遂写信将他推荐给外甥吕祖谦。

　　项安世结识张栻也比较早。淳熙五年(1178)待阙江陵(今荆州)之际，安抚张栻知江陵府，二人已有交集。项安世作《次韵张安抚李侍郎同赋茯苓酥》，诗中以唐代士大夫精神自警，励志全节。

　　张栻、朱熹、吕祖谦合称“东南三贤”。项安世和“东南三贤”来往之外，还与陆九渊、周必大、叶适、张鎡、罗颂罗愿兄弟、李壁李埴兄弟、辛弃疾、高宗商、潘景夔、叶南叔、司马伋等大儒交好。周必大极推赏项安世之文才，出判潭州之时，正值项安世任潭州府学教授，得知项安世爱酒，竟每月给酒四斗。总而言之，项安世尽管与当时儒林名流往来友好，“然未尝偏有所师”，全祖望之观点可谓确切！

　　可见，“未尝偏有所师”是项安世之学殊于其他学派也是自身未能形成学派的一个原因。邵雍(北宋著名理学家、数学家、诗人)尝言：“若无扬子天人学，安有庄生内外篇”(出自邵雍《和王规甫司勋见赠》，扬子即扬雄)。可以说，没有扬雄，就没有宋代的易学和理学。而项安世则反其道，言：“吾易不师房与雄，吾筴不占方与功”(出自项安世《次韵答胡季履》，房与雄即京房与扬雄。)。但接着又言：“日生一字有馀矣，万有二千无隐尔”，表现在文字的考据以及对经与传的注解非常严谨。

　　当然，项安世之学更不是“处州学派”，甚至与胡纮、何澹等人于宦于学均有排斥。项安世奏劾排斥过姜特立，因何澹奏劾周必大而排斥何澹，又因胡纮奏劾朱熹而排斥胡纮，甚至羞与胡纮同籍。庆元二年(1196)十二月，项安世以伪党罢，作为庆元党籍五十九人中的一员，自此不认与胡纮同籍括苍，从此只言家居江陵。元代浦江人柳贯(1270～1342)在《待制集》卷一八《跋江陵项平甫为李文定公作盘居诗》中提及：“平甫世居括，自其先人始家江陵，而括之坟墓至今存焉。后以言官胡纮尝出力攻文公，羞与同乡里，只称江陵。”。

　　固然，项安世没有开山立派，在学术上的地位远不及程朱等大家，但仍有衣钵传人。如项寅孙、郑克宽、刘澹然等人。

　　项寅孙是项安世次子，曾为宋理宗侍读。理宗《赐侍读项寅孙讲论语诗》全诗云：“政学纲条备鲁论，言言洙泗典型存。四朝礼乐为邦法，六艺喉衿入圣门。忠恕浑全吾道贯，性天融会所闻尊。细旃讲彻加紬绎，修己安民实水源。”获评如此，当是家学传承之故。此外，长子项宜孙、三子项容孙、四子项康孙、五子项庠孙，俱有才学。

　　郑克宽是项安世的弟子，原是遂昌人，因受学于项安世而改籍松阳，得理学之要。他先中庆元乙卯(1195)两浙魁，再登开禧乙丑(1205)榜眼。有舒向之学、迁固之才、燕许之笔。

　　刘澹然是项安世的崇拜者。他是嘉泰壬戌(1202)进士，官至秘书省著作郎。项容孙以浙东宪使行县，刘澹然特地写道：“立春绣于霄汉之上，孰不慕公子之威名；耀昼锦于井落之间，我但羡长卿之风度。”又言：“千万世之人物山川，尽收入吏部精神之表；八十岁之乡邻父老，尚能诵平翁丱角之诗。”刘澹然被平翁(平甫)之学折服如此。

　　由浙东诸多学派观之，南宋松阳，尽管未以地域形成专门的理学学派，但项安世“平甫之学”无疑是出彩的。

　　南宋中后期，理学派别交融，且随着大量的书院私塾的出现、结社交游的频繁，以学派划分松阳儒林似乎愈加困难而且也没有划分意义。比如受胡纮弹劾的王佐，理学主张“圣人之道，以修己治人为要而世方以道为伪，以穷理明经为儒而时方以儒为党”(参见楼钥《宋朝议大夫潼川转运判官王公墓志铭》)；又比如与项安世同科进士林思聪，主张“方寸心也，心所具者善存其心，是存其善也。存善，则所为无不善矣”(参见《卯峰叶氏广远宗谱》卷三·《存耕堂记》)。都在松阳儒林中形成较大的社会影响力。换言之，他们在朝廷肩负了与君王共治天下的重任，在乡党发展了北宋以来光辉灿烂的理学思想，传播了“忠君爱国”“以民为本”的价值观。

　　随着理学传播，这种“忠君爱国”“以民为本”的家国情怀已经深入人心，并产生巨大的精神张力。儒林士子知行合一，学以致用，往往一边阐发理学，一边关注民生、匡扶朝纲。这股理学风气尤其在南宋后期尤盛。如“总方伯连帅之权，究诗书礼乐之蕴”的何琮，抵制权相史弥远操纵台谏；承累世家学的潘大临，反对权相丁大全弄权阻梗；被先儒程复心誉为忠义之士的王仁孙，诣谏权相贾似道罪恶昭彰。

　　至宋元易代期，除了以练进为代表的新生儒士入朝参政外，松阳理学儒士们耻于变节，隐居山林，孜孜于理学学术研究，而令“绝学”不绝。如项宜中、叶晔、王唐珪、王鸣凤、程垲等等，最具代表的理学儒士是项得一与王文焕。项得一究心理学，著《理学微言》及《闲束集》；王文焕研极精微，著《道学发明》《大学发明》《中庸孟子解》及《心镜图治心铭》，造诣至奥，为后世学者宗之。

　　综而观之，南宋松阳理学思想主要受闽学派、金华学派、四明学派、永嘉学派和永康学派的深刻濡染，未以地域形成专门的理学学派。然而，以项安世为代表的理学成就不能抹杀。他最主要特点就是治学严谨，以文字学和训诂学为据。这一原儒脾性，使得虽自成一体而没能创立一派。项安世之后直至终宋易元，松阳理学继而不绝，潜行儒林而不衰。

作者：李伟春整理 来源：松阳新闻网 编辑：肖土根 孙志华 吴胜 时间：2022年5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