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市：松阳置县的初始县治

　　远在距今1821年之前的东汉建安四年(199)，析章安县南乡地置松阳县，县治建于旌义乡之“旧市”。“在西二十里，古松阳县治，故址犹存，故名旧址，今曰‘旧市’，音之讹也”。(见民国十五年(1926)《松阳县志》)。

　　西二十里，是指在民国初年的松阳县城(即距现在西屏西面二十里的地方)；旧县址至今还存在，旧县址老地名叫“旧市”；“今曰‘旧市’，音之讹也”，是说现在所说“旧市”是读音上的错误，现在(民国时期)叫古市，不叫“旧市”了。

　　民国十九年(1930)，实行乡镇制，松阳全县设置5区、5镇、167个乡。此时，在民国初年上、中、下三里和筏铺联合村编为一个镇的基础上，组建设立古市镇。建安四年(199)，从章安县析出南乡地置松阳县，县治设在“旧市”,1800多年前的“旧市”是否属于旌义乡，史料或缺，据《松阳县志》(1996年2月版)载，宋元明清时期，旌义乡辖境为今古市镇和望松乡。

　　古市镇位于宽阔、富饶的松古盆地北部，老城区位于大溪(今松阴溪)东北岸，是浙南最古老的城镇。唐武德四年(621)至八年(625)，松阳升为州府为“松州”，为浙江南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松州府治所在地也就是松阳县治的“旧市”，不仅曾为县城，还曾为府治(地区所在地)。从建安四年(199)到唐贞元间(785年正月至805年8月)，“旧市”作为古松阳县治长达600余年，期间，升为府治也有4年，乃为名副其实的“历史重镇”“汉唐古镇”！

　　建安四年(199)析章安南乡地置松阳县时，县治设在“旧市”，要从西汉初期的东瓯国说起。

　　东瓯国(公元前192-前138年)是汉初刘邦所封东南越部落的三个王国之一，是对汉朝中央政府称臣纳贡的蕃属国，因其建都于东瓯(今浙江温州市)，故也俗称东国。汉景帝三年(前154年)，吴王刘濞(刘邦的侄子)为头掀起一场挑战中央皇权的“七国之乱”，想策动闽越王和东瓯王追随他，闽越王不从，“独东瓯从吴”。吴王事败之后，东瓯王受汉廷之命，杀掉刘濞以谢罪，因此得以保全。刘濞之子刘驹“亡走闽越”、怨恨东瓯王，屡屡怂恿闽越王“击东瓯”。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闽越发兵围东瓯”。东瓯王受困，粮食将尽，派人向汉廷告急求救。汉武帝派遣中大夫严助，从会稽出动水军“浮海救东瓯”，解救被闽越国围困的东瓯国。援军未到，闽越王已撤军。东瓯国自知无法抵抗闽越王的不断侵扰，“东瓯请求汉廷准其“举国徙中国(指内地)”，得到许可，“乃悉举众来，处江淮间”，公元前138年，末代瓯王欧望率领宗族及部众4万余人迁移于庐江郡(今安徽巢湖周围)，并被降封为“广武侯”，东瓯国从此在汉朝行政上取消，作为东南越部落的一个王国也从此国灭，原东瓯国地域并入汉王朝版图。

　　就在末代瓯王欧望率领宗族及部众4万余人迁移于庐江郡的过程中，路经后来称之为“松古盆地”的“旧市”一带，或许不单陆路，也有水路溯江而上，到了现在的古市镇区、筏铺一带歇息。这一带适宜农耕与生存优越的自然条件，他们为此震惊、喝彩、欢呼，他们中有许多人没有跟随北去的队伍，留于此地，散落到了松古大地，与土著的松阳人融合，成为早先定居松阳开垦和生活的先民。这次因战争引发的迁徙，为他们的后人在337年之后，将东汉末期的章安县南乡地析出置为“松阳县”埋下了伏笔，对于松阳可谓意义重大！

　　为什么松阳置县之初，县治设在“旧市”，而不是设在现在的西屏？

　　公元前138年再过了337年，到了建安四年(199)，章安县析出南乡地置松阳县，县治设在旌义乡的“旧市”。这就上述之所以“埋下伏笔”的意思了。公元前138年，末代瓯王欧望率4万余子民及部众人内迁，有陆路的、也有水路的，水路的溯瓯江经大溪(松阴溪)撑筏而上，路经现在的古市镇区和筏铺一带驻扎歇脚，位于松阳县古市镇西面、大溪边的筏铺村极有可能因此得名。“松古盆地”适宜耕作和生活优越的自然环境，特别是大溪岸畔的“旧市”，田野广阔、溪流潺潺，给他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尽管，现在没有找到确切的史料，但可以相信，东瓯国内迁这样的国家大事应该会有内迁记录或者史书记载，现在我们没有查到，不等于当时决策析章安南乡地为松阳县的吴国君王孙策不知道。而当时的紫荆村(今西屏)，尽管离“旧市”不远，东瓯王率队内迁时，仅仅是擦肩而过，并没有驻扎歇脚，且当时的紫荆村不在大溪岸边，距离大溪尚有些距离，留下的印象和感觉没有就在大溪岸边的“旧市”这么深刻、美好，且如果有记录，也没有记载当时的紫荆村。

　　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距今1821年前乃至更早的时候，“旧市”已然是一个农耕经济颇为繁华的集市，而现在的西屏当时仅为移风乡的“紫荆村”，远没有形成繁华的集市。当时的旌义乡区域很广，直到清顺治年间，辖境还包括现有的古市镇和望松街道，“旧市”处于“松古盆地”的腹地，农耕经济已颇为繁荣，而且业已形成集市，从“旧市”这古来由之的地名即可得知，在我们的祖辈一代通常称“旧市街”，更是民间的见证。古市的集市非常有名气，农历每月逢四、九，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周围十里八乡农民像过年过节一样，喜气洋洋地涌进城里赶集，交易物质上的有无，也聚首畅叙乡情，既是乡村农人物质上的聚会，也是精神上最大的享受和满足，其喜悦之情不亚于过年过节，至晌午之后，才逐渐“散行”。

　　“旧市”作为一个古老的集市，决不是置县时设为县治时才形成的，应当在更早些时候。新设立的县，其县治肯定是经过多方考虑和选择，不可能设在人气还不够旺，经济还不很繁华的地方，更不可能选址在还是蛮荒的地方，因此，完全可以断定，古市之“旧市”早于设为县治之前的一、二百年即已形成，而且，在当时浙南还有不少集市的情况下，古市独占鳌头或者说是首位度最高的。

　　东汉末年，北方战乱频仍，孙吴政权为了扩展地盘，一直往东南拓展，并在拓展中开发，人口向包括松阳在内的“南蛮”之地迁徙，北方先进的冶炼和耕种技术带到了松阳，精耕细作逐渐代替了刀耕火种，生产力也有了很大的提高；气候适宜，特别是贯穿松阳县境东西走向的大溪，滋润着松古大地，适宜农耕的自然条件，使“松古盆地”稻谷飘香，“松阳熟、处州足”，“松古盆地”成为处州乃至浙南的粮仓。还有一句话，“上靠松阳，下靠平阳”，我们孩提时代都耳熟能详，意思也就是说松阳和温州的平阳，古代农耕经济都比较发达，所产出的粮食足以保证整个浙南区域(处州、温州)百姓的生活。

　　为加强管制和开发，孙吴政权在扬州政区新置三十四县的同时，对我们这块原为山越的区域编户齐民，设置新的政区。汉献帝初平三年(公元192年)置新安(今衢州市)、长山(今金华市)两县，孙吴沿续了东汉的开发路线，孙策为吴侯当政时，析诸暨置吴宁、丰安两县，再析新安立定阳，析乌伤立永康、武义，析太末立平昌，析章安置松阳。据《旧唐书》载：现在的遂昌县自“唐高祖武德八年(625)并入松阳”，86年之后的唐睿宗景云二年(711)，遂昌县从松阳析出复置。在此前后，在“旧市”作为县治的松阳县，还陆续析出括苍(今莲都)、缙云、青田和龙泉等县，成为浙南“括苍地置县之肇始”。也正是从这个史实来说，远在1821年之前松阳县治的“旧市”，是当今丽水市域历史发展的脉络起点。

　　唐武德四年(621)，“旧市”，从县治升格成为府治，时间虽只有4年，意义却十分深远，特别是作为“浙南重镇”的地位，影响重大。

　　古时，区域内外的交往主要凭借水路。“旧市”处于松古盆地的腹地，更是处于千帆竞流、通江达海的大溪岸畔，人们经济的交往和商贾生意的往来，更加促成了集市的繁荣，“旧市”成了农耕时代浙南首屈一指的“中心城市”。因此，唐武德四年(621)，松阳县升格为松州，府治设在“旧市”，成了现在所说的地区一级行政机关的所在地！

　　大家知道，武德是唐高祖李渊的年号，也是唐朝的第一个年号。唐朝使用武德(618年-626)这个年号共9年，这9年是唐朝建国奠基的年代。在武德初期，中国境内有14个不同的政权，到武德年结束时，唐朝已经基本上统一了中国，稳定了其统治。之后，唐高祖在政治、赋役、军事、选官和法律等诸多方面的制度建设以及文化方面都给儿子李世民开创了新局面，为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代——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奠定了制度上、文化上的基础。这个时期，松阳的“县运”也和“国运”一样，持续繁荣的农耕经济进一步推动了区域的繁荣昌盛，经济地位日趋上升、重要，行政层次级别也相应予以提高，正如改革开放以来，好多地方比如宁波，从原来的地厅级城市提升为副省级城市，义乌虽然是县级市，但两位主要领导却是高配为副厅的道理相类似。初唐时期，类似于现在的义乌，“旧市”在浙南区域具有很高的经济地位，于是，唐高祖李渊在唐武德四年(621)颁旨，改松阳为松州，主要管辖当时的松阳、遂昌两县。同时又复改永嘉郡为括州，括州置总管府，管松州、永嘉、台州三个州。

　　“旧市”从县治升格成为府治，是古市历史上最大的荣耀，时间虽短，意义却十分重大，特别是对松阳农耕经济的持续繁荣昌盛起到强有力的推动作用，作为“浙南重镇”的地位，在浙南乃至浙江历史上知名度、美誉度、影响力的提升，作用不可估量，影响也很深远。

　　“旧市”升格为府治，仅仅4年，又回到它的原点，个中缘由或这或那的或许都有可能。

　　松阳升为松州仅仅4年，到唐武德八年(625)废州复县，个中缘由史籍没有记载，不知道为什么短短的4年时间，松阳经历了一次大起大落，“古市”也由此又回到了它原来的起点，经历了一次行政层级地位的大起落。

　　史籍没有只言片语的记载，留下了空白。既然是空白，就给后人产生多种分析和猜测：

　　或许是松州作为一个府，仅仅所辖松阳、遂昌两个县，区域面积、人口等等偏小，特别是相对于当时的其他县域，是显而易见的。更是由于将松阳“独立”为州，当时松阳发达的农耕经济对于区域经济的带动作用便“大材小用”了，用现代经济学的话来说，就是边际效应没有最大化。

　　或许是地理的原因。唐武德四年(621)之前，隶属于处州的松阳，尽管在隋开皇九年(589)，废永嘉、临海二郡新置了处州，3年之后的592年将处州改为括州，607年又改为永嘉郡，松州废州复县之后的公元779年，又将括州改为处州，置括苍县(今莲都区)为处州府治所在地，从唐武德四年(621)前后的这一片古栝苍地来看，“古市”地处比较偏角，不太具有地理核心的地位。

　　或许是经济交往上的原因。早在隋开皇九年(589)从松阳东乡地析出的括苍县(今莲都区)，不仅得古栝苍地地理适中的优势，更有近水瓯江先得月的便利，有利于经济的交往，通江达海更为便利，

　　或许，还有人为的因素。唐武德四年(621)，也就是松阳升格为松州的当年，复改永嘉郡为括州，779年又将括州改为处州，置括苍县(今莲都区)为处州府治所在地。松阳行政层级原来是矮一级的，升格为松州与复改永嘉郡的括州，彼此彼此平级了。更何况，隋开皇九年(589)就已经是下辖包括遂昌、松阳在内诸多县的处州府，松阳“独立”成州，且分出两个县，无异是从自己身上“割爱”，难免生有纠结，也许还觉得有些失落。

　　或这或那的或许都有可能，不管如何，松阳还是回到了本来的位置，“此为古栝苍地正式建县之肇始”，而“旧市”也因此回到肇始之地的原点，原本忠厚敦实的松阳、古市也并未为此纠结，而是仍然执著于农耕经济的繁荣和发展，“松阳熟、处州足”为此继续作出积极的贡献。

　　“旧市”结束了长达600余年作为古县松阳的县治，其“汉唐古镇”的辉煌，永远载入史册。

　　“旧市”在府治得而却失之后，过了180余年又经历了一次县治失去的“纠结”，这里所说的“纠结”主要是指“旧市”为此难以排遣的内心的失落。为什么说是“纠结”？1958年11月，松阳县被撤并到遂昌县，降格为一个区，在24年时间里，我们松阳人总是排遣不了纠结的心态，就不难理解“旧市”从县治被降格为普通的集镇的这种“纠结”了。

　　如果说“旧市”从一度的府治仍被复归为县治，古市人并没有多大的纠结的话，那么，从长达600余年的县治降格为一般的集镇，尽管是自然因素的原因，也由此直到如今，可能古市人都有着难以排遣的纠结。古市镇因位于大溪岸边，屡遭水患，在唐朝第九个皇帝德宗李适(除武则天以外,780年——805年在位)在位时的贞元年间(公元785年正月至805年8月)，根据清乾隆《松阳县志》载，准确地说，是在唐贞元元年(785)，处州府刺史张增报请朝庭批准，将县治东徙于相距二十里地、当时的紫荆村(现如今西屏街道的城中社区范围)。

　　自此，“旧市”结束了长达600余年作为古县松阳县治的辉煌历史，但是，“旧市”也并未因失去县治的地位而衰落，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优越的地理位置，得益于松阳的母亲河——大溪的灌溉和滋润，更是得力于具有耕读传家优秀传统、勤劳勇敢、包括“旧市”在内的松阳县历代百姓的执著奋斗，“旧市”仍然是处州乃至浙南重要的经济重镇。明正统六年(1441)，浙江省布政司将分司设置在“旧市”，布政分司是国家赋税管理机构，掌管当时整个处州府的财政，足可见当时“旧市”经济的发达和经济地位的重要。

　　从古代的“旧市”到民国十九年(1930)正式设为古市镇，直到如今天翻地覆、旧貌变新颜的古市镇，历史绵延2000余年，历史积淀厚重、文化底蕴深厚，2014年7月，国家住建部等7部委公布其为“全国重点镇”。作为松阳置县初始之县治，松阳乃至括苍(今丽水全市)整个区域，其历史发展的脉络起点在东汉末的“旧市”——如今的古市镇。

　　有着“历史重镇”“浙南古镇”之称的古市，自古以来农耕经济发达、农商经济繁荣，乃为“处州粮仓”“古老集市”，是个名副其实的“汉唐古镇”，在松阳古县历史发展上的辉煌史迹，永远载入松阳、丽水乃至整个浙南、浙江的史册，在全国集镇发展史上，也占据重要的一页。

作者：徐进科 来源：松阳新闻网 编辑：肖土根 吴胜 时间：2020年5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