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经过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之后的进一步调整，国内形势逐步好转。但是党内在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纠正。随着国内政策调整的进一步深入，以及国际局势出现一定程度的紧张和中苏争论的进一步激化，党内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越来越严重，工作指导思想的分歧也逐渐浮现出来。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中央作出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战略决策，在全国城乡开展了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和“五反”运动。

　　一、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召开。会议一方面肯定了全党、全国人民在严重困难形势下表现出来的团结一致、奋发图强的革命精神，提出了党的迫切任务是要继续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但另一方面，会议也错误地开展了对所谓“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的批判，重提阶级斗争问题；并提出要在全国城乡发动一次普遍的社教运动。

　　10月5日至24日，中共浙江省委召开工作会议，决定从1962年冬开始，在全省开展一次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的教育运动，重点放在改造“落后队”上。自此，全省农村开始了“社教”试点工作。省委工作会议后，县委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自上而下，由内到外，由点到面，传达贯彻中央全会精神；并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导致政治上阶级斗争问题“左”的错误越来越严重。

　　11月，县委抽调52名干部，组成8个工作组开展整社工作。县、区、社级共有146个大队搞整社试点工作；1963年2月，整社工作全面展开。在县委统一部署下，松阳区域的整社改造“落后队”运动历时半年，纠正了所谓“单干风”“投机风”“新剥削风”等，实际上是对当时不同程度的包产到户，搞家庭副业，小面积开荒等进行批判和打击。

　　1963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在农村普遍进行一次以“四清”(又称“小四清”，即清仓库、清账目、清物资、清工分)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浙江省委、丽水地委都作了部署。随后，县委制定《关于进一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意见》，在全县开展农村“四清”运动和城市的“五反”运动。县委组织450余名干部，由各级党组织负责干部带队，深入农村，围绕春耕生产，从党内到党外、从干部到社员贯彻中央文件。4月初，县委对全县干部“洗手洗澡”(即自我检查问题，向组织交代清楚)作出安排。从4月12日开始，全县(含松遂两地)9个区3个直属公社所属的脱产干部及各生产大队支部书记、大队长，分两批集中训练，进行“洗澡”。

　　5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明确提出把“四清”作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提出运动的方针是“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丽水地委组织各县县委书记、社教队员等140多人，到丽水县新合公社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试点，为各县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示范。县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发动到会的干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自上而下进行“洗手洗澡”。

　　9月，中共中央又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与“前十条”合称“双十条”)，明确提出要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以及对一些极端过火的行为加以约束的具体政策；同时强调，运动要同发展生产紧密结合，运动的一些措施都应当有利于发展生产。10月23日，丽水地委召开县委书记会议，传达省委工作会议精神，部署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各县先搞一个公社试点工作。11月，县委召开常委会会议，进一步学习中央、省委和地委有关文件精神，进行第二次“洗澡”。重点是检查县委1962年以来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情况、常委相互之间的关系和领导作风等问题。12月，县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学习“双十条”。会后，松阳各区社均召开公社(镇)、大队、生产队三级干部大会，学习宣传“双十条”，抓好当年的生产、分配、征兵等具体工作。到1964年1月初，松阳区域除少数边远山区的大队、生产队外，中央“双十条”已经普遍和群众见面。

　　1964年2月，县委抽调180多名县、区、社干部，由县委书记刘敬宗、副书记孙怀远带队进驻望松公社，开展为期半年左右农村社教试点工作。工作组分别进驻各试点村，住进最贫困的贫雇农家庭或生产队灰铺，做到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社教期间，望松公社普遍培训了公社、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建立了贫下中农协会(简称“贫协”)；组织了所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大辩论；开展了所谓对敌斗争，进行了“四清”和干部洗澡运动；整顿领导班子，进行组织建设；发动群众讨论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制定生产规划。

　　6月6日，望松公社召开18个大队生产队长以上三级干部会议，生产队以上干部273人，贫下中农代表73人参加会议。会议进行了11天，对到会干部和贫下中农进行一次“比较深刻的社会主义阶级教育”。在18个大队104名“地、富、反、坏”分子中，对其中75名所谓有破坏行为的罪行进行揭露；对所谓思想模糊、政治观念淡漠、有自发资本主义倾向等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对干部进行“洗手洗澡”、人人过关的运动。会上有187个干部检查“四不清”问题，有118人检查贩卖耕牛、烟丝、花生等所谓搞投机倒把的错误，有104人检讨所谓违反“农业六十条”规定的一些问题。

　　公社三级干部大会后，各大队在贫协与工作队的主持下，开展“四清”运动。在运动中，犯过错误的干部主动地“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对运动中揭出的坏人坏事，分别作出处理。

　　8月，望松公社经省人委批准分望松公社和塘后公社。在“小四清”基础上，望松和塘后两个公社，选举产生大队支委会，建好基层党组织。在生产大队建立党支部委员会、大队管理委员会、贫下中农委员会、妇女代表会、共青团干部委员会、治保委员会、调解委员会等党政群组织，在生产队配齐生产队长、妇女队长、会计员、记工员、保管员等。至1964年10月底，经过6个月的试点，望松和塘后两个公社的“四清”试点基本结束。

　　1964年10月，遂昌县委抽调干部组成工作队，由县委书记刘敬宗任队长，参加省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团第四分团。该团在地委书记张敬堂带领下，到诸暨县璜山区参加社教运动。1965年8月，第四分团回到丽水，在缙云县大源、章源公社开展社教运动。此时，遂昌县委日常工作由县委副书记、县长唐蓬仙主持。唐蓬仙等县领导带领一批县机关和区、社干部组成的工作队到全县各地开展农村面上的“四清”运动。

　　二、城镇增产节约运动全面展开

　　1963年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即“五反”)的指示》。3月20日，省委布置开展增产节约运动。5月23日，县委成立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领导小组。

　　8月，根据县委部署，松阳区域的城镇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发动。运动以古市镇为重点，先由镇党委书记传达中央和省、地、县委关于开展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的文件；9月上旬，各行业分别召开职工大会，号召全体职工积极投入增产节约运动。然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增产节约，反对浪费”为主题的活动。通过“五反”领导小组组织群众进行大鸣大放、张贴大字报等批评形式，仅几天时间就收到群众意见874条。接着，边鸣放边整改，以整改再促鸣放，当场整改了423条，占48.2%。

　　古市镇有造纸厂、被服社、水作社等13个手工业单位，职工总计212人，到10月下旬整改基本结束；同时，酝酿建立健全制度，加强企业管理，组织开展劳动竞赛，促使运动搞深搞透，达到巩固成果的目的。商业系统3个公私合营企业在整改后制订了调整工资等措施，5个合作商店69名职工也积极开展鸣放和制订新规划。城镇居民在增产节约运动的推动下，以新的干劲，大搞卫生积肥、圈养毛猪和节约储蓄等工作，抓评比、树先进、调动积极性，进一步做好支援农业工作。

　　松阳区域的工业企业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开展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松阳区域各级工会组织开展“扭亏转盈”和“反浪费、比先进、争五好”的增产节约劳动竞赛，继续进行“比、学、赶、帮”竞赛活动。工交、财贸、粮食、农林、供销、文卫、手工业等系统所属基层企业的干部、职工纷纷投身以反浪费为中心的增产节约劳动竞赛，发扬职工主人翁的精神，全面揭发企业各个环节的浪费现象，并与开展“比、学、赶、帮”竞赛活动相结合。12月中旬，松阳区域城镇以反浪费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全面结束。

　　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深入

　　社教运动全面铺开的同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阵营内部矛盾的日益尖锐，使得中共中央把正在进行的“四清”和“五反”看作是与国际反修斗争相配合的国内反修防修的重大战略措施。从这种错误估计出发，1964年9月中旬，中央下发《关于印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具体政策规定的修正草案的通知》(即“后十条”修正草案)，对形势作了更加不符合实际的估计，认为阶级敌人拉拢腐蚀干部，“建立反革命的两面政权”，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认为这次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规定“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这样，就把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撇在了一边，导致社教运动扩大了打击面。9月3日至23日，县委召开干部大会，以阶级斗争为纲，重点解决干部“四不清(即“大四清”中思想、政治、经济、组织不清)问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领导干部带头“洗手洗澡”，一般干部自我检查和相互帮助，进行经济退赔。12月，各区、社党委书记集中在古市区岗寺公社，贯彻“后十条”修正草案，进行面上“四清”和分配试点工作。工作队进村后发动贫下中农向“四不清”干部开展斗争。这次“四清”对清理社队财务、转变干部作风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实行工作队包办代替，对干部队伍缺乏“一分为二”的分析，把不同性质的问题都看作是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在党内和干部队伍中的反映，扩大了打击面，使一些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批判，造成了不良后果。

　　1964年下半年以后，松阳区域掀起了更大规模、更为广泛的以“清思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次运动对当时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更加不切实际的估计和分析，认为阶级斗争在领导机关和基层单位、党内和人民内部都普遍存在。在这种“左”的指导思想支配下，松阳区域的“四清”和“五反”运动都出现了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基层干部中思想作风、多吃多占、官僚主义乃至支持包产到户等问题，统统上纲为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表现。同时，不分错误大小，严重扩大了打击面。

　　1965年1月，中共中央下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由此，“二十三条”取代了1963年9月中央发出的“后十条”以及1964年9月下发的“后十条”修正草案，成为指导“四清”运动的工作文件。

　　“二十三条”包含着纠正“四清”中“左”的做法的内容。但是，“二十三条”片面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把斗争的矛头集中指向了党的各级领导人，从而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的思想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为后来“文化大革命”把斗争矛头集中指向所谓“党内走资派”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十三条”文件下发后，松阳区域把“二十三条”以布告的形式，迅速张贴到广大农村，并很快地掀起学习、宣传“二十三条”的热潮。1965年1月下旬至2月中旬，县委组织县、区、社、队干部到有关大队宣传、贯彻“二十三条”精神，发动贫下中农向“四不清”干部开展斗争，开展“四清”和分配试点工作。然后又以公社为单位召开贫下中农代表和公社三级干部会议，进行斗争补课工作。这样，由点到面在松阳全境范围内铺开“四清”工作。

　　2月，县委召开干部大会。会议主要内容是对照“二十三条”，总结“小四清”运动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树立“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明确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强调要按照“二十三条”和“农业六十条”等党的政策办事。会议具体研究了如何进行经济退赔，如何正确对待干部等一些具体政策杠子。通过学习，也重新调动了被“四清”运动挫伤了的干部的积极性。

　　3月，为了贯彻“运动必须紧紧地依靠群众，依靠贫下中农”的方针，县委召开全县贫下中农代表会议，成立县贫下中农协会筹备委员会。10月，成立了县贫下中农协会。这一年，松阳区域的各公社也都普遍召开了贫下中农代表会。

　　在贯彻“二十三条”、开展“四清”运动整个过程中，松阳区域各级党组织注重“四清要落在建设上面”，积极引导群众搞好生产建设，促进各项生产的发展。6月，县委组织80余名区、社党委书记和县机关各部门负责人到岗寺公社开展制订农业生产发展规划的试点工作，发动群众讨论制订发展农业生产五年规划。7月，县农业部门派出干部到赤寿公社搞改造低产田的试点工作。

　　松阳区域历时三年多的社教运动，虽然强调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但同时还强调运动要在不误生产、密切结合生产的条件下进行，自始至终比较注重以发展生产为中心，抓生产、抓生活，积极引导群众搞好生产建设，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运动的消极影响。松阳区域的工农业生产因而未受到太大的影响，社会比较稳定，没有发生大的混乱。

作者：徐彩德、洪关旺整理 来源：松阳新闻网 编辑：肖土根 孙志华 吴胜 时间：2021年7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