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从未在松阳生活过的爱乡赤子的情怀

——访《消费日报》理论部主任叶培红

　　在北京松阳商会的顾问队伍中，有一位特殊的松阳人，她生在庆元，长在庆元，直至2006年才第一次踏上松阳的土地，但她却能讲一口流利的松阳话，一直把自己当成松阳人，对松阳的感情尤为炽热。她就是现在北京生活的《消费日报》理论部主任叶培红。

爱乡赤子与松阳的渊源

　　叶培红出生在一个教师家庭，父母都是松阳人，父亲的老家在松阳县望松街道吴弄村，外婆家在西屏街道。

　　1946年，她父亲以国民党县党部议员的公开身份，在松阳从事中共地下党的工作，并于1946年的5月在石仓参与建立了解放战争时期松阳第一个中共地下党支部——这段历史记载在松阳党史里。后来由于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她父亲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所以许多关系无法澄清。解放后，组织上对她父亲进行了严厉的审查之后，决定对其“内控使用”。

　　1950年，叶培红父亲由浙江省政府派遣到当时丽水最偏远、尚不通公路的庆元县，支援山区教育。由于当时庆元县政府希望其父能永远留在庆元，便通过丽水地区教育局，将其母亲也从松阳调往庆元。

　　1957年，她母亲带着她的三个姐姐和一个哥哥以及奶奶，一家老小，长途跋涉三天到达庆元。从此，他们在庆元安下家，并从事了30多年教育事业。其父退休后还继续为高考复习班和电大上古代汉语补习课，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教育，2007年去世后长眠在庆元青山上。

　　1958年，叶培红在庆元出生。“我从记事开始就知道我们家是从松阳来的，我是松阳人。在庆元我们始终有一种强烈的人在异乡的感觉。”

　　对她来说，那种感觉首先源自于语言。因为她的家庭语言是松阳话，在家里使用松阳话，出门和别人交流用庆元话，她从小就适应了这种“双语”语境。一个从未到过松阳的人，松阳话却是她的第一母语。“松阳的概念，故乡的概念，首先是通过母语根植和渗透于我的血液中的。”

　　其次是饮食习惯。她家在庆元生活多年，却一直保留着松阳的饮食习惯，尤其是节日的特色食品。

　　“小时候一到腊月二十，奶奶、母亲、姐姐们就要忙碌着开始准备过年的食物，蒸糖糕，蒸山粉丸；还有清明时的青馃；端午时的薄饼；以及平常奶奶爱做的梅干菜肉、灯盏盘……”

　　每次全家围着吃这些食物时，她父母都要说起松阳，说起小时候他们过年过节的情景。

　　“那时候，我从他们的描述中知道了独山，知道了詹氏兄弟进士牌坊。因为我母亲姓詹，常说起族里对教育的重视，她和她姐姐都曾考上松阳一中，并且因学习优秀享受奖学金，并得到族里的奖励。”

爱读书爱做梦不懈的努力让梦想成真

　　在这样一个充满文化气息的家庭里，当老师的父母给了子女最重要的东西——知识。在叶培红家，她的五个兄弟姐妹在不同年龄阶段都有不同的读物。

　　“我小学的时候，有属于我的刊物《儿童时代》，姐姐有属于她的刊物《少年时代》，再大的姐姐有《中国青年》，再大一点，就能看《人民文学》。”

　　叶培红的爷爷曾是国民党官员，在那个唯身份论的年代，他们家难免遭受到政治冲击，这也常让她感觉到沉重：她的身份意味着她的人生远比别人艰难。

　　“有好多事情都受到限制，我申请入团不能入；去插队，人家插队两年后就能回城，但因为我的家庭背景，我可能不能回城。”

　　但叶培红觉得，那只是沉重而不是自卑，因为她所成长的家庭给了她许多别人不能拥有的东西。

　　“因为在这样的家庭里，我父母让我读了很多书。这个家可能会给我人生道路增添不顺利的东西，让我承担沉重的历史重负，但是它给了我很多别人没有的快乐。”

　　叶培红自有她快乐的理由，身在偏远的庆元，她却能通过书本走进外部世界，想象外面世界的精彩，并在那里构筑她的梦想。不过那时候，她梦中的情境总是远离现实。

　　“那时候，根本不可能会想，我有一天会成为作家，成为记者或者演员，因为那些梦想在当时看来都是跟我的现实生活完全不搭界的。”

　　对于叶培红来说，梦想是她生活中的一部分，不在于能否实现，而在于她是否拥有。

　　“第一，我的想象是一种快乐；第二，这个想象如果在一定的条件下，我实现了一部分，我会更快乐，如果不能实现，我仍然有一种想象的快乐。”

　　读大学，是叶培红以及父母寄予她的期望。1977年，正在农村插队的叶培红参加了刚刚恢复的高考，结果轻轻松松地考出了优异的成绩。可是，最后她却过不了政审关。

　　“当时，给我的感觉是，无论考多少分，只要我有这样的家庭背景，有一个我从未见过面的国民党爷爷，那么，我的梦想可能永远不能实现永远只能当作梦想。”

　　幸运的是，第二年，经过县招生委员会领导的动员，不想再考的叶培红还是参加了高考，而且一考就考进了复旦大学，成为恢复高考制度后当地考进这所江南第一学府的第一人。

　　她在复旦学习的四年，正值中国思想解放的初期，在专业课的学习之外，思想活跃的叶培红阅读了大量西方哲学类的书籍，这对她后来影响很大。

　　“大学的学习不仅让我接受了四年专业的中国语言文学的训练，更是为我打开了一扇通往世界知识的窗户，我的传统思维模式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思维模式被冲击的结果是，叶培红学会了用独特的视角去思考事情，这也使她后来的记者生涯有了别样的光彩。

独立思考探求真相——职业记者的永恒追求

　　1982年，叶培红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国家轻工业部，两年后进入轻工业部主办的《中国轻工业报》，即《消费日报》的前身。

　　从业之初，独立思考的习惯几乎让叶培红陷入困境，她说自己甚至不会写最为普通的新闻报道。

　　“我不会写，是指我不会以常态的新闻报道的方式去报道一件事，比如说新闻的五要素、倒金字塔结构，我不想拘泥于此。”

　　1985年的某天，叶培红和两位同事去天津采访。

　　“我同事每天去一个厂采访都能写一篇五百字的新闻稿，关于这个厂产值提高了多少，利润提高了多少，产品怎么样。而我却无从下手，因为我的思维里没觉得这算是新闻。”

　　就这样，几天过去了，叶培红一无所获。这时，一个偶然的发现让事情峰回路转。

　　当时因为天津在开两会，宾馆满员，叶培红只能住在一个有十几张床的大房间，她的发现来自邻床两位采购员的聊天。

　　“他们聊到天津的产品不会做宣传，产品不错，但是北方人不懂怎么宣传。然后谈到柳州的两面针牙膏，它刚刚问世，马上就成为全国畅销的产品。他们聊为什么两面针会那么畅销。”

　　发现的眼光从来都属于真正的思考者，回单位后，叶培红就以“两个采购员的一席对话”为题写了一篇千余字的稿子。

　　可是，当她把稿子交给部门主任看过后，主任的神情里却没有肯定的意思。

　　“我与别人不同的地方或许在于我的自信，我看主任那么漫不经心地对待我的稿子，我就‘赌气’地把稿子拿去了总编办公室。”

　　大约过了五分钟，经验丰富的总编看完稿子来到叶培红办公室。他说：“小叶这篇稿子非常好，拿到一版发，记者就应该写这样的稿子。”

　　当时，叶培红还是二版的记者。对于这次经历，叶培红归结为大学时培养的独立思考的能力让她抓住了机会。

　　“从那时开始直到现在，我都觉得，作为一个记者，必须要思考信息背后的东西，用自己的思考去发现新闻背后的价值，而不仅仅停留在采访对象提供给你的信息。”

　　独立的思想通常会伴随独立的行动。2004年，叶培红做了一件外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一次关于中国制造在美国的采访。

　　“那次采访，应该说在今天看来还是非常超前的，2004年我已经关注到了中国制造在美国人消费中的位置。当我们如今出口遭遇这么大挫折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回过头来反思中国制造的缺陷和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

　　当时，国内关于中国制造、中国出口的种种讨论已经开始，叶培红觉得，这些讨论都还是站在中国视角。

　　“事实上，中国人制造的东西在美国消费者眼中到底是什么位置？美国人的消费模式如何？他们的消费文化又是什么？我觉得这些在中国是没有答案的，只能靠想象来写。于是，我急切地想通过美国人的视角看问题。”

　　在美国采访了四十天，叶培红发了四十篇报道，拍了近五百张照片。

　　这次美国之行只是叶培红几十年来无数个性化举动中的一例。探求真相，这是一个职业记者的永恒追求，叶培红努力做到了。

　　“我想这些东西是我记者生涯中一直追求的，就是要去思考、去探究，去了解真相是什么，本质是什么。我觉得这样的过程使我的记者生涯成为一个快乐的过程。”

　　叶培红正是一个注重过程的人，无论面对生活还是工作，她说自己敢于尝试，因为能享受成功的快乐，也有承受失败的勇气。在近三十年的职业生涯中，她以独立的眼光看世界，保持了作为一个社会观察者和守望者特有的清醒和理性。

加入北京松阳同乡会“认祖归宗”

　　叶培红说，人生积累至今，回头总结时，她看到的是她的家乡。她对松阳这个梦中的家乡有着特殊的感情。

　　“我要特别地感谢北京松阳同乡会，因为它使我原本寄托于内心深处的乡情终于有了归属。”

　　“为此，我要特别感谢两个人，一是周笑浪先生。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次丽水老乡聚会，我们在浙江驻京办的电梯里相遇，交谈之间他知道我的祖籍是松阳，我们马上用松阳话聊了起来。后来他就让我‘转会’，从庆元同乡会转到松阳同乡会。参加了松阳同乡会后，那种亲切的乡音和浓郁的乡情，马上让我产生终于‘回家’认祖归宗的感觉。”

　　“第二个要特别感谢的人是程东源将军。每次同乡会聚会，他对故乡的深深热爱与牵挂，那份行走千里依然魂系故乡的情愫，每一次都深切地触动我的内心，激发着我对松阳越来越亲近的感情。”

　　“此前多少年，家乡于我只是一种精神上的遥望，而因为同乡会，它终于走进了我的现实生活。并让我很快融入到它的怀抱。”

　　2006年丽水市委组织部组织回乡行活动，叶培红终于第一次踏上了松阳的土地，此后一发不可收，每年回乡探亲，她的第一站首先是松阳，然后再去庆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