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领松阳战时各项建设

　　全面抗战初期，大批国民政府的省直机关、学校、科研、企事业单位南迁到松阳，随之而来的共产党员，以合法的身份，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他们是松阳抗日救亡运动的中流砥柱。

　　驾驭松阳抗日救亡运动。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抗日救亡成为最大的政治。1938年2月，浙江省长黄绍竑决心“刷新浙江政治”，颁布由中共党员参与起草的《浙江战时政冶纲领》，动员全民抗战。2月中旬，时任松阳县长蒋剑农奉命组建“松阳县抗敌自卫委员会”(简称“县抗委会”)并兼任主任，领导全县“抗日救亡”运动和“抗敌自卫”工作。3月16日，县抗委会成立“政工队”。

　　1939年5月，县政工队扩编招人。县城区党支部和湘湖师范党支部动员中共党员、进步青年积极应聘，以改变政工队政治结构。结果政工队中中共党员占三分之一。这些党员以“政工队”为阵地，以“先锋战士”的姿态，在积极参与中把握抗日救亡运动的正确方向。中共党员陶湄波、方影村负责编辑县抗委会主办的《抗日三日刊》和《松涛》两个刊物。编辑部秘密翻印《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救国大策十条》等单行本，作为党内党员读本和进步青年读物。

　　古市经建区主办半月刊《合作通讯》，由中共党员金培校、徐国梁负责编辑、发行，在报道浙江敌后经济建设，本经建区建设动态的同时，大力宣传抗日救国。

　　松阳县抗委会政工队承办《抗日三日刊》《松涛》、古市经建区主办《合作通讯》和湘湖师范主办《市日新闻》4种面向社会民众的政治刊物办得红红火火，影响面广，主导全县抗日救亡运动方向，从而使得国民党县党部主办的、面向机关团体的《奋斗》《松阳民报》显得黯然失色。

　　在名目繁多的各种各样的抗日救亡运动中，中共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为了振奋民众的抗战斗志，县抗委会每月组织民众游行集会。县政工队中共党员千方百计参与策划方案，拟制张贴标语，带头领呼口号，登台发表演讲。1939年3月，松阳国民政府开始整顿保甲制。县政工队中共党员经常深入乡村，主持召开保民大会，鼓励保民公正选举乡保长，检举不法乡保长，肃清奸宄，促进乡村民主政治建设。湘湖师范新闻组的师生每周末走上街头或借用庙台，集会演讲，控诉日本侵华罪行，宣传英烈抗战事迹，号召民众不做亡国奴，奋起抗战。1939年7月7日，为了纪念“七七抗战”两周年，在中共党员筹划和配合下，湘师邀集古市区各学校师生4000多人，在操场上召开抗战纪念碑落成典礼大会，名声大噪，《东南日报》长篇报道，令日伪当局万分震惊，也引起国民党上层顽固派的恐惧和仇视。

　　力推战时经济发展。日军攻陷浙江大地，全省经济随之陷于困境，农业歉收、工业凋零、财政亏欠，金融崩溃。省政府实行集权统制式的战时经济，壮大经济实力，以支撑抗日战争。

　　1938年初，浙江省机关中共组织通过统一战线关系，促成了省建设厅在丽水各地建立多处经济建设实验区，并派人专程到松阳调研战时经济，协商建立“古市经济建设实验区”事宜。4月6日，省建设厅物产调整处乡镇指导员中共党员张启权(又名毕来)到松阳招收60多名村服务团团员(均为湘湖师范学生)，成立“松阳县乡村服务指导委员会”，县长蒋剑农兼任主任，农村经济学家徐旭(又名徐寅初)和张启权任副主任。经过半年筹建，于11月初成立“建设厅特约古市经济建设实验区”，许超任区长。中共党员张启权、张锡昌、陈虞荪、石础、朱毅生、齐国琳等20余人为业务指导员。1939年夏，改任孔祥明为古市经建区区长，中共党员楼国平、金培校、徐国梁、施谷生、刘照读、王相法、杨志明、金凤仪等12人为古市经建区乡镇指导员。

　　经建区党支部研究决定：借助经建区“政经合一”体制基本模式，一手推进本区抗日救亡运动，一手推进经济建设。一是主持筹建古市信用社的工作，发展社员40人，集股金3400元。二是参与古市黄圩中心示范农场、赤川乡第一保示范农场、界首乡蚕种繁殖场、大岭脚繁殖场、溪下村繁殖场、大岭脚生产合作社等工作，培育、推广68个农林优良品种及先进耕作技术，成功种植美国烤烟并大力推广。三是先后参与创办黄圩雪茄烟厂、古市(农商)雪茄烟厂和胜利雪茄烟厂，三厂共有职工100多人，所生产的“胜利牌”“地球牌”雪茄烟销往华东、四川等地，收益甚丰，成为全县经济支柱产业之一。四是参与筹集股金5万多元，开办公营“古市烟叶股份有限公司”，兼营遂昌、宣平两县烟叶出口事宜；参与开办“古市区烟叶收购处”和“桐油收购处”，以减少中间盘剥环节；帮助罗萍萃、李德太等人成立10多家私营烟行。1939年8月至1940年6月，全县共收购烟叶34908担，获利50多万元(中华民国法币，下同)，从中返利烟农25万元；收购桐油124915担，销售额8326159元。五是先后参与筹建古市酱酒厂、古市酒精厂、古市樟脑油厂、古市肥皂厂、古市缝纫厂，从此打破日军的经济封锁、有效地解决了当地民众日用品供应困难的问题。在经建区人手不足的情况下，湘湖师范为了纾困教学经费，也为了贯彻“知行合一”，实践锻炼学生，一方面派出进步教师金培校和60名优秀学生充任指导员、服务员，起到重要作用；一方面租田办农场，组织师生种粮养猪，力求生产自救。

　　浙江战时经济建设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改进农业技术，即培育、推广农业优良品种及其栽培技术。在西屏镇吴山脚建立“稻麦良种培育基地”“桑苗良种基地”，在东阁街设立“农田水利工程处”，在乡下建立直属“项弄麦良种试验场”“横山示范茶场”“界首示范蚕桑场”“大竹溪畜种繁殖场”“林产制造示范场”等，还指导、帮助驻地松阳县国民政府建立示范农场。该所中共党员夏宝林、胡友水、潘威作为专业技术人员积极参与科学试验，为培育、推广早籼浙农6505号、5557号、中籼浙农1号、10号、2777号，籼503、晚籼9号、小麦17号等水稻新品种及其栽培技术，鉴定、推广松阳本地“老鼠牙”“千棒锤”“龙凤尖”等水稻良种，培育、推广高产蛋用鸡种、约克夏洋猪与土猪的杂交种猪、盘克夏洋猪与土猪的杂交种猪等方面奉献才智和力量，大大增强松阳农业、林业、茶业、蚕桑业、畜牧业的发展后劲。由于推广稻麦良种和扩种冬季作物，1939年全县粮食总产量达到637万斤，较上年增长12.7%。由于推广茶叶良种及其栽培技术，1940年全县茶业总产量达到2200担，较1936年1126担净增1074担，增长近1倍。1941年，在省农改所指导下，松阳县大力推广“华六”“华七”“洽种”等新蚕种，五年后定为浙江“新蚕区”。

　　主导抗战文化繁荣。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华民族的先进文化，指引战时文化前进方向。当时，松阳县内尽管中共组织和中共党员数量不多，然而质量较好，战斗力强，催生出五彩缤纷的松阳战时文化。

　　湘湖师范中共党员吴世春身兼“醒民剧团”“喈喈歌咏团”团长。2团60多名业余演职员在经费极其紧缺，生活极度困苦的情况下，自力更生，就地取材，自制布景、灯具、道具，自调灯光，自绘油彩，自编自导自演节目。醒民剧团先后演出独幕剧《布袋队》《放下你的鞭子》《流亡三步曲》等，活报曲《生产大合唱》《捉拿大汉奸》《活捉日本鬼子》，多幕剧《烟苇港》《周天节》《凤凰城》，苏联独幕剧《人约黄昏后》，波兰话剧《夜未央》以及老戏《碧玉簪》《落帽子》，声情并茂，扣人心弦，还应邀赴遂昌、龙游等县演出多场，好评如潮。“喈喈歌咏团”先后演出冼星海大型歌曲《军民进行曲》、向隅歌剧《农村曲》《送别》《祖国等待我们去挽救》《胜利进行曲》《黄河颂》《中华颂》《延安颂》以及器乐节目，为广大民众喜闻乐见。《东南日报》副刊“笔垒”连续用整版文章盛情赞美。

　　1939年冬，县城区党支部书记吴士鸿亲自组建“松花剧团”并兼任团长，后来由中共党员带领大家流动出演30余场次，节目有《在太行山上》等。每场演出后，都要向民众演讲抗战形势，受教育民众达数万人次。

　　在城区“松花剧团”和湘湖师范“醒民剧团”“喈喈歌咏团”的影响带动下，县政工队、古市经建区、古市民教馆等单位的中共党员又创办“抗日施教团演出队”“松鹰话剧团”“抗战歌剧团”“民众剧团”，县立初中、战时中学和松阳、古市两区小学组建10多支学生演出队。近20个文艺团体在城乡交叉巡回演出，呈现出松阳县史上空前的文化繁荣。县政工队中共党员孙大增、赵秉衡和画工王一人经常随“抗日施教团演出队”下乡，把抗战文章、图画、标语张贴在区镇繁华地段和乡村醒目之处，以增添抗日救国的舆论氛围。他们还利用演出机会，适时开展募捐活动，仅1939年就共募得捐款700余元、捐谷一万余石。

　　在大办剧团的同时，也大办民众夜校。随着抗战形势日益紧张，省财政下拨湘湖师范的教育经费逐年减少。校长金海观凭借学校人才优势和个人声望广辟财源，派出学生承担古市经建区宣传服务工作，争得浙江省国民教育实验区的承办权，并将城北中心学校(今县实验小学)、赤川乡小学、“二院”附属小学定为实验学校，为松阳教育事业作贡献。湘湖师范党支部要求学生会中共党员以学生会的名义大力支持金校长开办民众夜校。古市经建区的中共党员也积极参与，很快在古市区域办起30余座民众夜校，招收2000多名学员。到1942年5月，全县共有民众夜校97座，开设147个班，学员4480多人，大大促进了松阳乡村文化事业发展，广大农民学员提高了文化程度和思想觉悟、更加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

作者：洪关旺 陆宝良 来源：松阳新闻网 编辑：肖土根 孙志华 吴胜 时间：2021年4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