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压反革命运动

　　1949年5月9日，松阳解放。5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松阳县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出“布告”，解散国民党、三青团、民社党、青年党等反动组织。朝鲜战争爆发后，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反革命分子气焰更加嚣张，大肆散布谣言，进行种种破坏和捣乱活动，残害革命干部和群众，妄图里应外合，颠覆人民政权。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决定对罪大恶极、怙恶不悛的反革命分子实行坚决镇压。11月，县委、县政府根据《指示》精神，领导人民开展了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分子运动(简称“镇反”运动)，严厉打击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五类反革命分子。

　　松阳的整个“镇反”运动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高潮镇反”阶段。1950年11月初，成立包括县委书记杨景云、县长林艺圃在内的7人组成的“清案、裁判委员会”，指挥“镇反”运动。设立“松阳县人民法庭”和“松阳县审判委员会”，县委书记、县长分别兼任庭长和审判长，亲自把好反革命案件关。

　　按照第二次全国公安会议的布置和要求，全县“镇反”运动一开始就进入高潮。为此，县委召开县机关、区、乡(镇)干部紧急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关于“镇反”的方针、政策，检查解放以来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情况，纠正以往“宽大无边”的偏向，全面部署“镇反”工作，要求各级党委、政府正确宣传“镇反”政策，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决镇压残余的反革命分子。

　　11月19日，城乡各地大量张贴县政府《关于反动党团特人员登记的布告》和《松阳县反动党团特人员登记实施办法》。11月下旬，全县统一行动，依法逮捕反革命分子127名。经丽水地区裁判委员会核准，对其中14名匪特犯、内奸犯、暴力犯判处极刑。12月，使用内线破获一起以原国民党松阳县党部执行委员叶青为首的名为“反策组”的匪特组织，全案11人被捕。

　　在实施打击的同时，加强政治宣传，营造舆论氛围。到12月29日，共登记五类反革命分子1176人，收缴各种反动证件3977件、组织名册35件、反动文书1277份、关防和印章共85枚、手枪1支、子弹10多发。

　　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规定了处理反革命案件的原则和方法。县委决定：党委负责、全党动员，放手发动群众，掀起第二次“镇反”运动高潮。3月，破获国民党潜伏组织“国防部青年救国团浙东义勇总队第三支队独立第一大队”，逮捕22人，匪首许国夫等6人被判刑，5人被管制。5月，根据城镇“镇反”运动不及农村深入的情况，成立了由县委书记、公安局长、自卫队政委及第一区、第二区区委书记组成的“松阳县城镇镇反委员会”，分别向西屏镇、古市镇派出调查组，加强对城镇“镇反”工作的领导和督促。从第二次“镇反”高潮开始到5月底，逮捕反革命分子456名，先后处决民愤极大的土匪、恶霸、特务等反革命分子130名。

　　7月，根据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关于“镇反工作采取适当收缩和更加谨慎”的方针，集中力量做好清理积案、组织犯人劳改、清理“中层”和“内层”等三项工作，按照八个方面(党、政、军、民、文教界、工商界、宗教界、各民主党派)四个阶段(学习文件、坦白填表、组织审查、进行处理)分期分批轮训嫌疑分子。先后查出混入革命队伍内部的反革命分子19名，其中，9名反革命分子被清除出干部队伍。为了集中精力清理积案，成立“清理积案小组”，采取动员坦白、重点审讯、群众调查相结合，以事实为根据，严格量刑标准，分别对他们作出不同的处理。到9月底，从在押案犯中清理出反革命分子136名，占在押案犯总数的83.4%，基本完成清理积案任务。

　　10月底，全县“高潮镇反”结束，惩治各类反革命分子累计566名，其中，判死刑157名，判有期徒刑136名，经教育后交群众管制或交保释放共136名、转移处理15名，在押未决91名、未结案31名。

　　第二阶段为“中潮镇反”阶段。1951年11月，县委先后召开县、区、乡镇干部会议和公安、司法干部会议，传达第四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精神，总结分析第一阶段“镇反”工作情况，部署“中潮镇反”任务。

　　会后，组织自上而下的调查研究，分析敌情，制定工作方案，确定“中潮镇反”以取缔反动会道门、继续打击残余的反动特务分子、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土匪恶霸为基本任务；工作重心放在“镇反”不够彻底的地区、不够彻底的方面、逃匿在外的反革命分子；要求坚持严厉和严谨相结合，严格案件审批手续，谨防冤假错案。

　　县公安局组织四个调查组，深入农村调查摸底，搜集核实材料，征求处理意见；重点对109名反革命嫌疑人员进行集中管训，发动群众举报；开展水上“镇反”，对全县191只客货船计660名船工分两批到温州、丽水集训，在掌握反革命材料的基础上，采取单独行动或会同丽水县公安局统一行动，先后抓捕4名反革命分子。

　　1952年10月，遵照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认真执行〈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办法〉的通知》，着手整顿反革命分子的管制工作，整顿治保组织，严肃管制政策，划清敌我界线，纠正多管、乱管、漏管现象。经批准，全县列入管制的反革命分子308名，基本符合中央的政策标准。

　　另外，解放后，县内遗留的“同善社”(又称“道德研究处”，民国9年即1920年由“遂昌县同善社”派道徒到松阳县城组建而成。该组织设善长1人，内设收入、文牍、交际、庶务、教授等五课。民国20年，先在城北永庆铺许家祠堂设“先觉祠”，后下设西屏镇、石仓乡、安民乡3个分祠，全县有道徒254人，有严格的教旨戒律和入门仪式)“一贯道”(也称“七莲教”，是流传甚广、流毒甚深的邪教之一。解放前夕，丽水县的一贯道传师到松阳堰头村设立传道点，发展道徒)和“天仙教”(又名“先天素道”，由抗战时期遂昌县“先天素道”传人入居赤寿乡狮子岩附近的仙岩寺，并设立斋堂，立千手观音佛像一尊，吃斋念佛，吸收道徒而来，其教旨是：斋素信佛、修身行善、严禁杀生、终生不婚)等会道门组织打着宗教旗号，利用封建迷信，欺骗群众，从事反革命活动。石仓“同善社”在“中潮镇反”初期顶风发难，公然聚众跳坛，炼制“仙丸”，骗取钱财，并煽动600多人到乡政府寻衅滋事，造成人员伤亡，公安机关依法逮捕阙姓首犯等人。

　　12月15日，《松阳县人民政府布告》：取缔“同善社”“一贯道”“仙天教”。在充分宣传教育群众的基础上，先后查封“同善社”“一贯道”设在各地的坛、堂、祠、所28处。“仙天教”受震慑而分崩离析。

　　到12月底，全县“中潮镇反”结束，逮捕漏网的反革命分子共153名，其中，反动会道门道首4名、反动党团骨干24名、特务9名、土匪52名、恶霸33名、其他反革命分子31名。

　　“中潮镇反”巩固了“高潮镇反”的成果。

　　第三阶段为“镇反查彻底”阶段。1953年1月，全县“镇反”第三阶段开始，主要是对各地各单位“镇反”运动的情况逐案进行彻底检查。具体内容为查清敌情、搜捕漏网者、继续整顿治安保卫组织和管制工作、争取和教育反革命家属五项工作。

　　县公安局组织区公安员和局机关干部学习政策，明确界线，制定标准，规范做法。在整顿治安保卫组织中，清除不纯分子178名，通过选举调换不起作用的治保人员97名，吸收新的治保人员290名；整顿乡(镇)治安委员会35个，配备主任及委员共289名；整顿村(居委)治安小组216个，配备组长及组员共1262人，加强了对反革命分子的管制工作。

　　5月底，全县5个区43个乡(镇)“查彻底”工作基本结束。6月，对板桥、雅溪、靖居、裕溪、石仓、横樟、五部、根下、枫坪、余叶、交塘、南源12个乡进行“镇反查彻底”工作补课，重点解决“镇反不彻底”的问题，搜捕漏网的反革命分子。

　　到7月底，全县共抓捕各类漏网的反革命分子92名，其中土匪22名、恶霸4名、特务34名、反动党团骨干21名、反动会道门小头目2名、其他方面的反革命分子9名。

　　第四阶段为“镇反判定”阶段。1953年7月30日，《衢州专署公安处检查遂昌、松阳、宣平三县“镇反”摸底判定工作存在问题的通报》指出：“从划清五方面反革命分子来看，根据现有材料审查结果，还存在着过宽的情况。如对松阳四个区的审查，就有83名不够反革命条件。”8月，县委组织力量，结合农村民主建政，由点到面，逐乡逐村继续进行“镇反”检查，对“镇反”是否彻底作出判定。主要做法是：以乡镇为单位，根据浙江省公安厅关于“镇反判定”的六条标准，对照、复查案件，凡符合判定标准、达到“镇反彻底”要求的，填写《“镇反判定”报告书》，由派往乡镇的“镇反复查工作组”会同乡(镇)长提出意见，经区委审查，报县委批准，以结束“镇反”运动。到12月底，全县43个乡(镇)全部完成“镇反判定”工作，查出漏划的反革命分子52名，纠正宽划、重定164名，纠正错捕错判19名，撤销管制38名，对24名反革命分子改有期徒刑为管制。

　　经“镇反判定”，全县判定五类反革命分子共计932名，占全县总人口的8.26‰，其中，土匪341名、恶霸128名、特务84名、反动党团骨干分子215名、反动会道门头目和骨干8名、其他方面的反革命分子156名。在整个“镇反”运动中，逮捕各类反革命分子598名，其中判处死刑并处决159名、死缓18名、有期徒刑386名、捕后病亡11名、释放2名、管制190名、剥夺政治权利62名。

　　镇压反革命运动扫除了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反革命残余势力，基本上肃清了特务、地下军及会道门等反动组织，社会秩序获得前所未有的安定，有力地配合了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战争，巩固了人民政权，促进了经济发展。

作者：徐彩德、洪关旺整理 来源：松阳新闻网 编辑：肖土根 孙志华 吴胜 时间：2021年5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