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阳的“大跃进”运动

　　党的八届三中全会结束后不久，党中央于1957年10月公布了全会通过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10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的社论，要求“有关农业和农村各方面的工作在十二年内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这是党中央提出“大跃进”的先声。

　　社会主义阵营内的赶超浪潮，也推动中央领导人对“大跃进”的发动。1957年，苏联提出要在15年内赶上和超过美国，毛泽东提出中国在15年内钢产量赶上或者超过英国。随后在12月召开的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代表党中央致词，向全国人民宣布了15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的口号。

　　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在政治上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论述，重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同时，在经济上着重批判了在发展生产上的所谓右倾保守思想，并错误地估计形势，认为1957年城乡全党全民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已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国民经济全面大跃进的高潮已经到来。由此认为“二五”计划可以比“一五”计划快得多的速度来进行建设，从而制订了“二五”计划中一些脱离实际可能的高指标。12月，省二届二次会议传达贯彻了党的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松阳的“大跃进”运动首先从农业开始。按照省委部署，1958年1月，金华地委召开扩大会议，贯彻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省二届二次会议精神，进一步批判“右倾保守思想”。随后，松阳县委、县政府也召开全县干部大会，分析农村形势，批判所谓的“右倾保守”思想，要求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大跃进”的思想，摆出“大跃进”的姿态，使出“大跃进”的劲头，夺取“大跃进”的胜利。会议公布了1958年度农业生产计划；粮食亩产确保600斤争取亩产755斤。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总路线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拥护。

　　根据中央和省委的部署，松阳县委组织了200多名机关干部，350余名中小学教师、一批中学生和宣传员，大规模开展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当时合称“三面红旗”)为主题的宣传教育活动，提出要克服“右倾保守思想”，为全县各行各业“大跃进”“放卫星”“拔白旗，插红旗”推波助澜。

　　5月20日，县委召开三级干部大会。中共金华地委书记李学智莅临指导，要求松阳人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鼓干劲、争上游”。会议修订年初确定的农业生产计划指标，提出早稻亩产630斤，力争800斤。6月底，县委县政府召开全县农业社小队长以上干部共2800多人参加的全县四级干部大会。“以大鸣、大放、大讲先进开路，以现场参观、交流‘大跃进’做法为内容，以摆擂台、挑应战为形式，鼓动‘大跃进’”。会议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人人学习总路线，个个力争高速度，赛遂昌、跨龙游、追兰溪，争取秋后上北京。”与会干部热烈响应，纷纷表示：“不一分一秒停步、一分一秒松气，要永远鼓干劲、争上游、乘火箭、坐卫星，走在时代最前面。”会议再次修订了农业生产计划指标：全年粮食亩产确保2600斤，力争3100斤，比1957年翻6番，实现人均粮食3000斤。

　　7月，县领导到湖北麻城、山东历城参观丰产田，并制订采取“满天星”密植法、深耕1.5尺至2尺、施足肥料三项丰产措施。接着，全县380个农业社中的绝大多数农业社抬高了晚稻亩产指标，使劲地往“亩产万斤”的先进行列里挤。有些农业社在稻禾分孽时就仿效麻城做法，把几亩田的稻禾移植到一丘大田。9月，《松阳报》刊发一则消息：“我县裕溪小槎社晚稻长势良好，亩产可超万斤。”然而，不少干部群众对这种弄虚作假、违反常规的做法持怀疑态度，并暗地里进行抵制，决不随波逐流、盲目冒进。

　　10月20日至11月5日，县委根据中央提出的关于“应把一切‘白旗’以至‘灰旗’统统拔掉，把红旗普遍地插起来”的指示，组织全县农业生产大检查，召开“田头整风会”，凡是不符合“三项丰产措施”的田畈或田块，就对有关生产小队、生产大队的直接负责人甚至有关生产大队、公社的分管干部扣上反对“大跃进”的帽子，作为右倾批判，视为“白旗”拔除。反之，则把有关干部视为“红旗”予以表扬。在“拔白旗、插红旗”期间，全县987名干部受表扬、162名干部被作为“白旗”拔掉。于是，又有一批农业社把几亩甚至十几亩的稻禾集中到一丘大田，结果，拔苗不助长，稻禾因过密而发烧枯死，全县的农业生产“卫星”半途落地了。

　　在农业丰产运动的推动下，地方工业及其他方面“大跃进”运动也全面展开。按照省委、地委的部署，1958年，松古大地形成所谓“以钢为纲，全面跃进”“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局面。

　　工业方面，1958年5月中旬，松阳县委提出大办地方工业的口号。陆续建成松阳人造丝浆厂(松阳造纸厂)、地方国营松阳化工厂、靖居萤石矿、西屏和古市及玉岩三地分别建岩麻厂。县一中、古市小学等校兴办校办工厂；县商业局在全系统掀起大办工业的高潮，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各公司、基层社办起食品、酿造、棉织、农药等共13个厂，年产值达46万元。县第一、第二、第三林场利用本地山区自然资源，土法上马办起了松干榴厂、活性炭厂、松节油蒸馏厂等林产化工厂。1958年，“大办钢铁”，在大东坝建地方国营松阳炼铁厂，西屏、古市、大东坝大建小土高炉群。配合“大办钢铁”，建立地方国营耐火材料厂。

　　“大跃进”期间，由于“左”的思想影响，不恰当地在手工业集体经济中大搞“升级过渡”，实行“一大二公”，撤销手工业联社。1958年，松阳县9个手工业社(组)过渡为地方国营工厂，4个生产小组转为公社合营工厂。6月，县手工业联社撤，所属企业划归县工业局管理。

　　由于大办地方工业，一味追求数量，甚至不惜弄虚作假，造成资金、资源、技术、设备、营销等一系列严重矛盾，导致了极大浪费，最终使全县经济陷入困境。当时，由于手工业企业支援“大办钢铁”、平调手工业集体资财，抽调大量手工业者参加炼钢、办煤矿、造电站，被迫停止生产小商品，造成市场急需的小农具、小商品产销脱节。

　　水利建设方面，1957年10月，省委、地委发出贯彻中央“大办水利”的指示。1958年冬至1959年春，形成了全党全民办水利，男女老少齐上阵的热潮。六分之一以上农业人口投入水利建设，高峰时，松阳境内水利出工人数达7.5万人(当时松阳境内人口13万)。

　　商业方面，1958年5月，商业系统实行“大跃进”。境内各级党委多次对商业机构和流通渠道进行大并、大撤、大调整，政企合一，大批人员下放；集体所有制供销社逐步国有化；把大部分合作商店、合作小组和小商小贩的经营归属国营商业。随着人民公社的成立，社员的自留地归了集体，正当的家庭副业也被取消，农村集市贸易一度关闭，并取消个体商业户。一个由多种经济成分组成的多渠道的商品流通过程，变成由国营商业独家经营、绝大部分商品由国营商业统购包销的单一商品流通渠道。

　　教育方面，1958年，省教育厅提出在1958~1959年两年内社社村村办农忙季节幼儿班，实现90%幼儿入园的要求。1955年，松阳县有幼儿园19所，22个班，入园幼儿888人。1958年全县幼儿园骤增至315所，328个班，入园幼儿5931名，教职工338名。1955年，松阳县有小学216所，班级307个，学生11866名，教职工374名。1958年，小学增至228所学生数达到14097人。1956年，县内有完中1所、初中2所、高中2班、高中生112名，初中18班，初中生935名，教职工72名。1958年，松阳县中学教育大跃进，县内有完中2所，初中2所，有高中7班，高中生314名，初中23班，初中生1187人，全县中学教职工106名。1958年，松阳创办县初级农业技术学校、初级林业学校、初级卫生学校3所职业学校；望松公社创办望松农中。松阳地域农民教育也搞“大跃进”，到处出现送字上门、青年突击识字班等形式。另外，农民业余教育也盲目追求高速度，高指标，1958年全县有教学班1404个，学员42360人。

　　文化方面，1958年8月和10月，国家文化部门部署文化工作的“大跃进”。根据会议精神，浙江对群众文化活动提出了一些脱离实际的过高要求：人人能读书、能写会算、能看电影、能唱歌、能绘画、能舞蹈、能表演、能创作。根据省、地部署文化工作“大跃进”精神，9月，县委发出“实现文化县”的号召，要求做到文化普及、教育普及、科学普及、卫生普及。要求“鼓足干劲，苦战四昼夜，实现文化县”。县里要成立文联、乡乡建立文化站，社社有俱乐部、图书室、创作组、文体组，队队有读报组。12月，县文教科制定《关于人民公社群众文化事业七年规划》，要求每个社员不仅在物质生产战线上当能手，而且在文化艺术活动中样样是内行；并规划了文化宫、文艺出版社等文化设施计划。

　　卫生方面，1958年1月14日，省委召开了“除四害”电话会议，提出7年成为“四无省”(无苍蝇、无蚊子、无老鼠、无麻雀)的目标，在2月召开的省委二届九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又要求在5年内实现“四无省”。这两次会议后，全省掀起声势浩大的除害无病运动，是年，根据金华地区鼠防工作计划，要求松阳县全年灭鼠数37万只。4月，县委、县人委制定《“除四害”工作规划》，提出：“在两年内基本消灭四害和地方病，提前实现‘四无县’”。为了落实规划目标，各区、乡(镇)成立“除四害”指挥部，并提出消灭“四害”的工作目标：西屏镇和古市镇在7月1日前，新兴、赤寿、裕溪三乡在10月1日前；其余在12月底以前。随后，全县各地一波接一波地掀起群众性“除四害”热潮。各行各业各单位大动员、工农商学兵齐上阵，人人争当除四害的战斗员。

　　在“大跃进”的浪潮中，松阳政法、财税、粮食等领域也开展“大跃进”运动。1958年3月，召开松阳县政法工作大跃进誓师大会，在全县开展所谓“无反革命现行破坏、无刑事案件……”等“三十二无”安全运动，公安部门浮夸风一度泛滥。1958年，财税系统开展财税工作大跃进。放收入“卫星”，搞税收“四无”(无偷、漏、欠税和无差错)，结果三年(1958—1960)“跃进”收入967.53万元，比“一五”时期年均收入提高1.25倍；支出比“一五”时期年均提高1.94倍。收入含有不少水分，支出毫无折扣，又值自然灾害，松阳财政陷入困境。1958年，松阳粮食系统也搞“大跃进”。由于受浮夸风影响，1959年松阳粮食征购出现了高指标，分配任务1357万公斤，比上年增加20.2%。实际购进粮食1645万公斤，购了过头粮。销售量高达369万公斤，比1958年增加销量128.5万公斤，造成粮食大购大销。1960年粮食比上年减产242.5万公斤，而征购任务照旧，虽然超额完成了征购任务110%，仍然挖了农民口粮。

　　在“大跃进”中，松阳广大党员干部、人民群众怀着美好的愿望真诚而又热情地投入到了运动之中。但是由于脱离实际，违背了客观规律，“大跃进”不仅没有能够实现党和人民的良好愿望，而且造成了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巨大浪费，严重冲击本已形成的良好的经济发展局面。尤为严重的是，由于片面追求发展速度，片面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经济建设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为标志的“左”的错误开始泛滥，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遭遇了严重的曲折。

作者：徐彩德、洪关旺整理 来源：松阳新闻网 编辑：肖土根 孙志华 吴胜 时间：2021年6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