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运动前期的混乱状况

　　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一致的共同奋斗，国家克服了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胜利完成了调整经济的任务，从1966年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然而，正当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满怀信心，为完成四个现代化的任务而努力工作的时候，却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给党和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全面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

　　5月25日，中共浙江省委派人到丽水，向丽水地委委员和全区县委书记传达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6月1日，报纸、广播发表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松阳境内时遂昌一中(即松阳一中)的师生首先闻风而动。6月中旬，一中大会堂贴出许多大字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批判“三家村”，揭发个别校领导和所谓第一批“牛鬼蛇神”的7名教师向学生灌输“封、资、修”毒素的行径，校团总支书记等被揪斗。那些家庭出身不好，曾有政治历史问题的教师成为众矢之的，个别教师被隔离审查。不久，县三中(即松阳二中)也贴出大字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学校的代理人。对被诬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骨干教师和曾有政治、历史问题及家庭出身不好的5位教师进行批判，责令其在学校放牛、种田。

　　6月下旬，根据中央、省委指示，县委向县一中派出工作组，领导师生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工作组进驻县一中后，引导全校师生在校党支部领导下，有秩序地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但随着运动的深入，揭发批判学校领导和老师的行为不断升级，工作组虽然做了大量宣传教育和引导工作，但仍没有扭转越来越严重的混乱局面，反而将自己置于矛盾焦点中，陷于被动地位。之后，根据中央、省委通知，县委“文化大革命”工作组从县一中撤回。撤出工作组，进一步削弱了党对运动的领导，导致“天下大乱”局面的出现。

　　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对“文化大革命”的目的、重点、依靠力量、方法等作出了规定。此后，“文化大革命”开始在全国全面发动起来，松阳境内也兴起“文化大革命”运动。

　　8月22日和9月5日，松阳区域干部群众两次步行到时县城妙高镇，参加县委举行的万人大会，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会后进行游行。9月4日至14日，县委再次召开全县干部大会，号召以积极的态度投入“文化大革命”运动。此后，“文化大革命”在全县各地愈演愈烈，县委越来越无法控制局势，特别是红卫兵运动出现后，其斗争矛头很快就指向全县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各级党政领导从运动初期的组织领导者变成了被斗争的对象。

　　1966年5月底，北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一些学生自发集会，成立了一个名为红卫兵(即“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的学生造反组织。8月18日，毛泽东在首都接见了赴京串连的红卫兵，表示坚决支持红卫兵运动。从此，红卫兵运动从北京波及全国。6月底，在县委工作组和校党支部领导下，县一中发展首批家庭出身为“红五类”(指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的44名红卫兵。接着组建县一中“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嗣后，县三中在校党支部领导下也成立了红卫兵组织，人数38人，其家庭出身也属于“红五类”。此后，玉岩初中、靖居初中也在学校领导下成立“红卫兵”组织。人们称之为“官办红卫兵”。

　　8月下旬，县一中充实、发展红卫兵组织，成立红卫兵大队，人数有100多人。此时，在浙大、杭大等一批外地高校的红卫兵到松阳进行“革命串联”。8月24日《浙江日报》发表《红卫兵的革命精神万岁》的社论，对红卫兵的行为予以竭力赞许。从8月下旬开始，全县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广大农村社队纷纷建立红卫兵组织；到9月底，全县(松遂两地，下同)共有红卫兵18345人。与此同时，全县各地红卫兵走向社会，进行所谓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大破“四旧”(指所谓的“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大立“四新”(即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活动，时间持续了两个月之久。在松阳区域，红卫兵把城镇的街道、商店、工厂等地方许多有影响的老名称、老字号招牌，当作所谓“封、资、修”的货色，统统取消或砸掉，换上含有政治色彩的新招牌、新字号。他们把“大井路”改为“利民路”，把“四联食堂”改为“松阳饭店”。西屏、古市主要街道涂满造反标语，形成所谓的“红海洋”。街头巷尾到处发生抄家、打人、砸文物、烧“坏书”、剪长发、剪烫发等严重违法行为。红卫兵拆毁西屏镇“状元塔”“鹦鹉冢”等古文物，把“圣殿”里的菩萨抬到大街示众后砸毁，涂抹寺庙祠堂的题名、拆卸匾额、拆毁古建筑中雕刻有精致图案的“牛腿”。他们去炸青云塔时，被当地民众奋力阻止，明代古塔才幸免于难。红卫兵还抄查“单干黑户”，致使数百户工商业者、台属、侨属住房或被占用或被封存。

　　红卫兵在破“四旧”，立“四新”的同时，开始了全国大串连，1966年9月初，县委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师生到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分批安排中学红卫兵代表上北京参观。松阳区域第一批组织县一中红卫兵代表，参加全国第四次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毛泽东检阅和进行串连。笫二批组织县三中、玉岩初中、靖居初中三校的红卫兵代表，于10月18日参加全国第五次在北京长安街列队接受毛泽东乘车检阅和进行串连。

　　10月，松阳地域中小学“停课闹革命”，师生开始大串联。此后，县一中、三中等中学师生及农村小学教师也都纷纷自由结队四处串联。有的到北京；有的组成“长征队”，步行到井冈山、韶山、延安等地串连；有的到杭州、上海、长沙、广州等大城市串连。直到11月26日和1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连续两次发出“一律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来北京和各地进行串联”的通告，大串连才逐渐停止。松阳区域外出的师生陆续回校，串连活动才结束。

　　运动开始时，县一中、三中红卫兵组织由校党支部组建、管理，但随着“文化大革命”向全社会扩展，松阳区域各中学的红卫兵组织纷纷摆脱学校党组织的领导，并迅速涌向社会，把学校的“斗、批、改”演化为社会的“斗、批、改”。1966年10月，县一中红卫兵纷纷自行组织造反派组织。全校师生组织了60多个战斗队。各造反派组织联合起来，召开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批斗学校“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全县各地形形色色的群众造反组织也纷纷成立，把斗争矛头对准各级党政机关主要负责人，各级党委很快变成了被冲击和斗争的对象。11月，在林彪、江青的干预下，用中共中央名义发出在工交系统和在农村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两个文件，改变了运动只限于文教部门和党政机关的原定部署，迅速扩展到工厂、农村。随后松阳区域城乡许多群众被动员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境内城乡纷纷建立起各色各样的“战斗队”。参加造反派组织的除学校师生外，还有工厂工人、农村社员、商店营业员、机关干部等。

　　1967年1月，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张春桥、姚文元等策划、以时任“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司令的王洪文等为首的一批造反派组织，夺取了上海市党政各级领导权，即所谓“一月革命”。接着，在很短的时间里，掀起了从中央各部门到地方各级党政机关，以至军队和各行各业的夺权风暴。各造反派之间为夺权展开激烈的斗争，许多地方发生武斗，党政领导机关陷于瘫痪，生产遭到严重破坏。

　　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1967年1月18日，浙江“省联总”(全称为“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是当时浙江省内两大造反派组织之一)等造反组织发出《紧急通令》，宣布直接对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省委宣传部等部门夺权，对省委、省人委其他部门则由其本单位造反派监督管理或夺权。1月24日，丽水专区14个群众造反组织联合夺取地委、专署和10个部、委、办的权，丽水专区党政机关处于瘫痪状态。1月29日，遂昌二中的造反派组织和县机关造反派组织夺了县委、县政府的权，史称“一·二九”夺权。夺权后，在县城内支持夺权的造反派组织，联合组成“遂昌县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简称“遂总指”，俗称“指挥部”)。而反对夺权的一批人，在县城举行反对“一·二九”夺权的集会游行，斥其为“假夺权”。县城内反对夺权的县二中等造反派组织，联合组成“遂昌县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简称“遂联总”，俗称“总部”)，与“遂总指”相对立。从此，松遂两地两大对立造反派组织正式形成。接着，全县各区、社、企事业单位造反派组织以支持或反对“一·二九”夺权为标准划线，并分别挂靠在“指挥部”或“总部”名下，成为它的下属组织。其实，“指挥部”和“总部”都是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指导，同所谓“党内资产阶级”作斗争，造所谓“走资派”的反，实际上两派都是贯彻执行了“左”的一套。

　　两派群众组织先前斗争的矛头是指向所谓的“走资派”，后对准对立方；斗争方式由初期的大辩论、互相攻击谩骂上升为互相揪打、抓人、开斗争会等，并最终酿成武斗。1967年6月至1968年6月，在大石、上河、溪下、西屏等发动武斗。因武斗，龙丽公路交通经常中断，连续阻车时间最长一次达20余天。大规模的系列武斗事件，不但造成了人员伤亡，也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财产损失。在武斗中，西屏粮管所被炸毁，被盗粮票7万多斤，整个粮食系统被拿走粮票29万斤；松阳百货公司在武斗期间被抢物资价值逾万元。松阳处于空前的混乱之中；更严重的是武斗加剧了社会动荡，加深了人们的心灵创伤。

作者：徐彩德 洪关旺整理 来源：松阳新闻网 编辑：肖土根 孙志华 吴胜 时间：2021年7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