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阳农村改革前的插曲——南岭事件与联溪风波

　　一、南岭事件始末

　　1960年4月，南岭村村民阙长有等人以“入社要自愿，退社可自由”为由，对抗合作化运动，在县公安局强制纠正村民的“错误行为”、实施拘留时，阙长有等三人拒捕逃离，造成一死一伤的惨剧。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南岭事件”。

　　南岭村，现属松阳县大东坝镇梨树岗村的一个自然村，事件发生的1960年4月，南岭村属遂昌县石仓公社石仓管理区后宅生产队。该村地处龙泉、云和县交界的边沿山区，所处山高路陡，环武夷山系，位于石仓岭的半山腰。20世纪30年代，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曾在该村活动。解放前，该村12户农户50余人，仅有自耕田2亩，余者向外村租种耕地60亩，生活十分贫困。解放后，经土改，人均分得田地1.25亩，粮食基本自给，生活逐步好转。

　　1955年5月，该村阙长有从部队复员回家。此时，正值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农村掀起从互助组到合作社的合作化运动高潮。7月31日，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对合作化的速度提出新的要求。10月4日至11日召开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要求到1958年春，在全国大多数地方基本上普及初级农业生产合作，实现半社会主义合作化。会后，农业合作化运动急速发展，仅3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在全国基本实现了农业合作化。

　　当时的石仓区石仓乡梨树岗村南岭自然村，阙长有以“入社要自愿，退社可自由”为由，不支持当地党委对该村互助合作的领导。1956年，全县农村普遍实行高级农业合作化。鉴于形势所迫，阙长有等人为应付上级领导检查，联合8户农户组成所谓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但是，他们实际上在南岭村坚持搞“单干”，各种各的田、各收各的粮，从未完成国家征购任务。1957年六七月间，石仓区、石仓乡党委为了全面实现高级社化，彻底消灭单干，抽调农村积极分子20余人在乡干部带领下，半夜进入该村，包围阙长有、阙长春兄弟住所。两阙等人听到犬吠，手持木棍冲出门外，大喊捉贼。在漆黑无灯的情况下，这些外村来的人员纷纷撤离，有4人路上跌伤。随后，阙长有、阙长春等人两次召开秘密会议，订立“生死合约”，提出“同心同德，单干到底”的口号。

　　1958年10月，全县实行了人民公社化，而南岭仍然按兵不动，成了一个“水泼不进，针插不入”的村落。为此，石仓区、石仓乡党委和后来的石仓人民公社党委再三做工作，仍然无济于事。1959年1月，报请县委(1958年松阳并入遂昌)同意把南岭村当时的18户农户拆散，分別落实到邻近5个大队，近者2公里，远者5公里。但依然故我，他们仍然坚持以户种植，各自谋生。公社党委感到问题严重，工作无法开展，多次报请县委要求采取强硬措施。

　　1960年4月，石仓公社为改变南岭村落后面貌，选择该村积极分子到公社开会。阙长有等人知悉后，进行开会对抗。后，县委决定对阙长有等人进行拘留。4月17日，县公安局派两名干警前往该村拘捕阙长有。由于没有合法手续，未带拘留证，阙长有在南岭村口被其妻子及继父范利清拦回。4月20日，县公安局派出几个干警身着便衣腰系棕绳到南岭村，对阙长有、阙长春、邓细根执行拘留。邓细根发觉后，出后门，淌水向山上逃走。公安干警紧追之下，邓细根转身与第一个赶到的公安员扭打起来。第二个公安员赶到时，见状，即鸣枪警告，邓细根完全不理，不肯松手。开第二枪时，打伤邓细根右腿下侧，因出血过多导致昏迷，由公安干警送石仓管理区。阙长有、阙长春早已发觉化妆的公安员进村，立即从屋后山向石仓岭逃避。后，逃到丽水大港头、碧湖等地。4月21日，县委决定动用县武警中队20余人，由县公安局率领对南岭村后山进行全面搜山。搜捕时，发现两阙的继父范利清，责令范说出两阙下落。范不予配合，并挥舞锄头威胁，被武警当场击毙。两阙躲藏数日，自知逃跑不了，于6月27日向政府投案自首。

　　遂昌县人民法院受理该案后，1960年7月20日，以(60)刑字第161号刑事判决书结案，为首的阙长有、阙长春、邓细根，被以反革命罪分别判处十五年、十年、十年的有期徒刑；范利清被击毙，不再追究刑事责任。即便如此，南岭村村民由于山高岭陡、田地零碎等原因，此后20余年，一直坚持走以户耕作的道路(时称“单干”)，直到1982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广大农村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阙长有、阙长春、邓细根，作为“南岭事件”中的受害人，都早已刑满释放。虽然，以包产到户为基本特征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农业合作化以前的个体农业是有本质区别的，但是，从形式上似乎回复到了农业合作化前的个体经营状态。在新形势下，阙长有、阙长春、邓细根等人不禁怀疑当年法院的处理是否正确。尤其是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作了彻底否定的结论，这使一切冤假错案的平反有了可靠的依据。阙长有、阙长春、邓细根等得到极大的鼓舞，于是，阙长有等三人不服原判，以事实不符为由，多次向法院申诉，走上申诉之路。

　　松阳县人民法院受理了阙长有、阙长春、邓细根的申诉，组成复查组深入复查。经查明，阙长有于1946年被抽壮丁当兵，1949年5月，随所在部队投诚，编入解放军，参加解放四川和抗美援朝战役，曾任班长职务，立过一次三等功。1950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以不参加合作社和拖欠余粮被开除党籍。农业合作化时期，区乡政府干部对边沿山区未加强政治思想领导，再加上某些干部瞎指挥、强迫命令、态度粗暴，造成群众反感以至对立，把人民内部矛盾扩大为敌我矛盾，导致发生南岭流血事件打死1人、打伤1人、错捕3人的严重后果。根据当时的政策，对阙长有等人作适当的行政处理是可以的，但出动部队武装镇压是错误的，流血事件以至伤害人命的严重后果，在人民之间给党造成一定的政治影响。阙长有等三人在粮食征购时，虽讲过一些过激言辞，属思想认识问题，不构成犯罪。原判以反革命定性，判刑不当。

　　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松阳县人民法院于1987年11月10日作出松法(1987)刑监字第50号刑事判决书，撤销遂昌县人民法院原审(60)刑字第161号判决，宣告阙长有、阙长春、邓细根三人无罪。其时，申诉人(原审被告)阙长有已65岁，阙长春已69岁，邓细根已60岁，蒙冤受屈了整整27年。

　　二、联溪风波

　　上世纪70年代末，以思想解放、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在全国形成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环境和氛围，极大地鼓舞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改革先行者。

　　当时，安徽省小岗村村民自发组织的包产到户行动引起了全国性的大争论，时任遂昌县联溪公社党委书记的徐昌遇也是争论的参与者。联溪公社是全县较为贫困的区域，大部分农户尚未解决温饱问题，只能靠吃国家返销粮度过，而且有的农户只能是半年主粮半年杂粮勉强维持生活。农民出身的徐昌遇对农村农民的生产生活状况感同身受，深知除了放宽农业政策外，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1980年11月中旬《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发表了政策性理论性长文——《阳关道与独木桥》。他认真研读，更加坚定搞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信心和勇气；并立即召开联溪公社党委会议，集中学习讨论《人民日报》社论精神，商讨是否响应落实。与会公社领导亦有不同观点，有些人认为：先观风势，再见机行动；有些则模凌两可。而作为公社“一把手”的徐昌遇向来有着当机立断、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他当场表态“按当前形势而言，全省乃至全国尚无多大动静的前提下，我们马上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方式确实会带来较大的风脸。冒然行动，其结果唯有两种：或许当标兵，或许当枪靶！不过万事开头难，总要有带头人！为了农民群众的温饱，这个风险由我来担当吧。万一挨批判，由我这“一把手”一人承担，若果做得对，即是党委一班子共同的荣誉。就这样，党委初步形成共识，决定在联溪公社首先开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并制定联溪公社联产承包责任制方案和落实措施。接着，召开公社干部会议讲明情况，统一思想，着手全公社三级干部会议的准备工作。

　　在三天后召开的公社三级干部会议上，徐昌遇把公社党委的决定以及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方案、措施、步骤，给予详细解读。当书记讲话一结束，马上受到与会党员干部的坚决支持和热烈响应。大家一致认为，摘除大集体的紧箍咒，摆脱长期贫困落后面貌，走向发展、富裕的农家生活，也唯一只有承包到户发挥农民长期被束缚的生产积极性和自由空间，才是最佳良方。

　　会后，各大队干部在公社驻队干部的指导和配合下，开展轰轰烈烈的农田承包到户工作。由于长期的集体化，那种“实行生产大集体，社员毫无积极性、出工不出力、产量年年低、分红已见底，天天干活、照样饿肚皮。”的日子实在过怕了，也十分厌恶此种生产方式。因此，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得到大部分农民群众支持和响应的，农户们的情绪也十分高涨。仅3个昼夜的辛苦工作，全公社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基本落实到位，一个崭新的生产模式已基本形成，农户们的劳动生产积极性得到有效释放。其工作、劳动的热情和积极性是空前的、前所未有的，其情景不亚于解放初期土地改革运动。

　　当联溪公社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消息传开后，引起了周边县、公社农民的向往和期盼。他们盼望能尽快效仿，但这也恰恰引起了上级领导的“关注”。有些领导认为联溪公社书记徐昌遇冒天下之大不韪，擅自实行包产到户，与领导们长期坚持的集体化路线背道而驰。是极端错误、是不能饶恕的。当时遂昌县委班子马上组织全县乡镇、部门领导百余人工作队组成“灭火队”连夜赶赴联溪公社进行“灭火”“消毒”。各工作队员分赴各村队，连夜召开社员会，宣传“集体化是光明大道，是社会主义坚持的必走路线，包产到户是违规违法的，是资本主义复辟，是死路一条，永远走不通，也是坚决不允许的……。”在此高压政策之下，全公社本已成形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刻被无情地摧毁、扑灭了。社员们空欢喜一场，又重新回到死水一潭的老路子！但有些村还是比较机灵，做起了明合暗分的地下工作，应付了领导。

　　此时，作为公社“一把手”的徐昌遇，履行自己的诺言，将一切“责任”和“过失”全部自行承担，硬说是他一个人的独断专行，决定搞此行动，其他干部仅是听他指挥而已！县委责令徐昌遇在全县“三级干部会议”上作公开检讨，接受批判，并对其进行严厉的处分！幸好，之后中央陆续下发了相关文件，似乎即将中断政治生涯的徐昌遇同志也由此得于幸免！他是浙江省推进全公社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第一人。

　　1982年春，遂昌县也开始贯彻执行中央一号文件，跟随全国形势，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终于在全县普遍地开花结果。农民群众向往多年的愿望也终于如愿以偿。

作者：潘云飞、蓝根成、洪关旺整理 来源：松阳新闻网 编辑：肖土根 孙志华 吴胜 时间：2021年8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