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阳晒红烟的百年变迁

　　在卷帙浩繁的浙西南地方史料与民间谱牒中，民国戊辰年(1928)重修的儒行徐氏宗谱传序《先叔益璋公行略》等档案，为我们揭开了一段尘封的松阳近代工商业史，尤其指向一个曾经闪耀国际、深刻融入地方社会经济脉络的特色物产——松阳晒红烟。这份由“胞侄绍元”于1929年撰写的深情追述，不仅勾勒出其叔父徐儒林(字佐治，号益璋)作为晚清增生、民国地方精英服务桑梓的生动形象，更在不经意间，为“松阳晒红烟”这一传统名品在清末民初的崛起、标准化与品牌化历程，留下了珍贵的“档案”切片。本文将依据这份行略，结合相关历史背景，解密松阳晒红烟如何从地方物产走向世界舞台，及其所承载的产业振兴、文化传承与乡村治理智慧。

　　徐儒林(1878—1922)所生活的时代，正值清末民初社会剧烈转型期。他身为清“增生”(秀才中的第二等)，虽接受传统儒学教育，但并未拘泥于故纸堆，而是“穷经究史，傍求百氏之言而学有要会”，有着开阔的视野与经世致用的追求。民国肇始，他此前所患“咯血”之症康复，遂投身地方自治与新式政务，历任松阳县城区自治委员、县商会会长等职。受父亲影响，他行事“恒以和平主之”，强调劝导、协商与普惠，在处理“温溪阻米风波”时，以沟通化解积怨，避免武力冲突，保障了民食，随后创设松阳米局，建立一套应对粮荒、平抑物价、保障基本民生的应急流通机制，这一维护地方经济秩序与社会稳定的实践，为其后来推动产业事业积累了公信力与人脉。

　　行略清晰记载：“于时，美利坚以巴拿马运河既成，遂创办中美洲巴拿马实业展览会，征求各国物品竞赛，公见事机适合，竭力精求品物送陈展览会……巴拿马展览会评判吾松品物，以烟、茶为第一，给一等金质奖章，以资劝赏。”松阳的烟、茶产品在国际展赛中获得最高级别的肯定。这不仅是产品品质的巅峰认证，更是松阳烟业产业化迈出的关键一步。行略还指出，他“施于会务，悉征众意，务在切实力求振兴吾松实业，欲与海外争衡”。徐儒林为了这次国际竞赛，他领导下的县商会“竭力精求品物”，对松阳晒红烟进行了从原料选取、加工工艺到包装的整体提升与标准化管控。敏锐地抓住了1915年美国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又称“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及其后续影响的机遇，成效卓著。中华民国农商部特颁“谢状”，表彰徐儒林及松阳方面“热心征求，品物精新，装潢优美，广资公众之观摩，倍增国产之声誉”。民国八年(1919)，在浙江省商品陈列馆的评选中，松阳烟、茶及瓶制冬笋、鹅梨再获优奖，“遂得著名于海外者，皆公之力也。”系列举措使“松阳晒红烟”成为“国产之声誉”的代表之一，为其品牌化奠定坚实基础。

　　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中国民族工商业方兴未艾，迎来短暂而宝贵的勃兴窗口。积极参与国际展赛、开拓海外市场，已成为沿海开明士绅和商界精英的普遍共识。作为县商会会长，徐儒林率先将目光投向了海外市场，以“竭力精求”为宗旨，为松阳物产制定了“品物精新、装潢优美”的明确发展路径。他利用商会这个平台，有效整合原本分散的农户、作坊与商贩，着力推行统一的生产标准，并格外注重品质提升与外观设计，积极引领地方物产参与国际展会。他注重“悉征众意”，团结地方绅商力量，并聘请“富有新旧学术”的同窗何若泉主管文牍，确保对外交流与申报材料的专业规范，使地方产品在展示、竞赛、交流中不断升级，加速传统农业向现代商品农业转型。系统推进了烟叶的种植、加工、评级、包装与运输各环节，促进晒红烟产业的规范化发展，形成产业协作体系，同时还将晒红烟与茶叶、瓶制冬笋、鹅梨等松阳特色农产品一并推向国内外市场，形成区域品牌集群，实现产业整体提升与良性互动。尽管历时仅十余年，徐儒林却为松阳晒红烟乃至整个地方特色产业的发展留下了深远影响。

　　旧市镇(今古市镇)徐郑村刘其祥商号，强调“精工拣选松阳名烟，发运各埠，四处驰名”，提醒客商“请认明仿帖为记不误”，正是品牌意识与防伪观念在商业实践中的体现，折射出获奖后市场对“松阳名烟”的认可与追逐。

　　知白守黑，和光同尘。在徐儒林等地方精英的擘画推动下，松阳晒红烟借助“巴拿马金奖”东风，香飘海外，成为松阳近代实业史上璀璨的一页，是清末民初浙西南山区连接地方资源、传统工艺与外部市场、现代商业组织的窗口。那份“一等金质奖章”和农商部“谢状”，不仅是一段荣光的记忆，更是一份关于地方产业振兴的历史智慧与信心源泉。

　　烽火弦歌：湘湖师范“喈喈歌咏团”的艺术抗战

　　1942年，《东南日报》陆续刊登了记者“刺史”的《夜雨听歌记——湘湖师范的歌乐演奏会》《听歌再记》、剧评人胡曛岚的《评“湘湖”的歌剧》、前线战士吴莱的《读“听歌再记”——兼寄喈喈剧团》，这四则报道不仅揭示了全面抗战时期湘湖师范在松阳时期的教育实践与其所肩负的抗战宣传使命，更呈现了中华民族在危难时刻的文化坚守与精神传承。

　　湘师师范音乐团于1933年6月6日首次演出，并将此日作为建团日。1938年，湘师流亡松阳办学，为加强抗日宣传，湘师国文教师赵复旦将其更名为“喈喈歌咏团”。“喈喈”二字源自《诗经》，寓意黎明时分百鸟和鸣，旨在以歌声唤醒民众。歌咏团足迹遍及浙西南山区，为民族存亡发出震天呼声，与“醒民剧团”一同成为湘师精神的重要文化标识。1942年1月26日至29日，喈喈歌咏团再度背负乐器和行李徒步数百里，在金华军人俱乐部举行音乐会并演出歌剧。

　　“刺史”在1942年1月28日的报道中，记录了这个鲜为人知的细节：此前金华举行歌咏大会时，一位爱好音乐的法国人原本打算登台献唱，但在听过湘湖师范一位女同学的演唱后，竟自愧不如，主动放弃了演出机会。他特地进城聆听这支曾以高音“压倒过法国音乐家”的山乡歌团。节目单上的内容令人惊讶——《军民进行曲》《农村曲》这两部抗战时期知名的大型歌剧，过去东南各专业剧团还未尝试，却被这群“多年蛰居在山乡里的乡下青年搬上了东南剧台”。“一把四尺高的大胡琴的斗，是用半只洋油箱冒充的。一个比胡琴杆子还短的同学提着洋油箱走上台，差点教听众笑痛肚子。”“刺史”在后台探访时发现，这个看似专业的演出团队，使用的乐器却极其简陋。演出中，《游击乐》(改编自美国民歌)、《旗正飘飘》等合唱部分“如千山响瀑，如万马送征”，许多听众被激越的歌声感染至“几乎要站起来”。

　　“刺史”的观察，恰好为这一历史现场提供了鲜活注脚。在演出进入第三晚时，他敏锐地察觉到观众结构发生了微妙变化——那些“愿意从歌剧中追寻噱头”的都市看客大多离场，取而代之的是真正渴望聆听“山乡里孩子们心中‘流水高山’”的静穆听众。当舞台上用粗简乐器模拟出茅舍炊烟、田埂叹息时，全场屏息无声；而当悲凉音调忽转为抗战号角，台下竟“如临敌阵”。“刺史”指出“这戏若搬到农村里，定会叫许多七斤嫂八斤姐们落眼泪”，这些出身乡村的学生之所以能把农民劳作、流亡妇孺的姿态刻画得入木三分，并非依靠演技训练，而是源于他们“日常和农民生活在一起”的生活经验。这位记者最终领悟到：这场演出本质上是“中国长期积累下来的民族音乐传统，借了农村子弟的喉咙和指头，在今日农村里新的发展”。艺术的火种，正在最朴素的土壤中迸发出照亮烽火长夜的光芒。

　　胡曛岚在1月30日的《东南日报》专评中讲述道：“从一连看到湘师同学们的‘军民进行曲’和‘农村曲’以后，感觉到歌剧之上演远较话剧为困难固是事实；但认为歌剧不能表演现实这一个成见，则已经在根本上起了动摇。”演出彻底打破了抗战初期多数人的成见。他指出演出成功实现了“旧瓶装新酒”的艺术创新：用传统丝竹表现西洋旋律，用西洋乐器演奏中国古曲，在歌剧中融入大量民间歌谣元素。经过精心编排，这些不同源流的音乐形式各展所长，共同服务于抗战宣传。

　　2月25日，吴莱发表了《听歌再记》读后感，提供了更广阔的时代视角。他在文中描述了自己所在部队的日常：报纸寄到前线通常滞后半月，新闻已成“历史”，精神食粮极度匮乏。“前线的士兵，把枪口瞄准敌人的胸膛，用笔头戳穿敌人的阴谋。在后方的无数青年，如湘湖的弟子们，‘为这民族、这时代、这社会’吼出人类自救的震天的呼声。”演出不仅鼓舞了后方民众，也通过媒体报道影响了前线将士，吴莱将其与前线士兵的奋斗并列。

　　湘湖师范学生大多出身贫寒，高贵的乐器既买不起，学会了到农村也无处可用，故大多采用粗简的丝竹乐器。他们没有演出经费，就由学校补贴、教师捐款、团员自筹。浙江近代著名的乡村音乐教育家和音乐理论家、湘湖师范音乐奠基人、“喈喈歌咏团”创立者桑送青不为其他学校的优厚待遇所动，在湘湖任教十余年，并坚信“弄十年八年，才可弄出些成绩来”。2025年12月，其孙桑滔为“喈喈歌咏团”团歌谱曲，并赠送给国家一级演员、女高音歌唱家、湘师学子吕薇。

　　八十余载过去，《东南日报》的墨迹虽已漫漶，但朦胧的字里行间仍透出沉厚的历史质感。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一群山乡师生用最简陋的乐器，唱出了最磅礴的抗战之歌。他们的歌声不仅响彻金华剧场，更穿越时空，成为中华民族不屈精神的永恒注脚。

　　来源：松阳新闻网 编辑：叶洋灵 孙志华 吴胜 时间：2026年6月4日